唐代史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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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史馆研究论文1唐初史馆特点唐初史馆与以前的史馆相比有较大的不同。前面提到过,东汉兰台、东观是屮国古代史馆建置的滥觞,但当时兰台、东观主要还是中央文献档案馆,非专门修史机构;撰修国史人员如班固、刘珍、边韶、马日碑等多是他官,临时兼掌史事,事成之后即解散。史馆是北齐统治者在北魏修史局的基础上设置的,其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部、著作佐郎、校书郎等组成。史官的品级、俸禄比较低,如著作郎岁禄一百二十匹,校书郎岁禄二十八匹。所以,有些史官不得不接受贿赂以求温饱。他们多无视史实,任情褒贬,以至于《魏书》刚修好就被“群起而攻”,称之为“秽史”。唐初史

2、馆情形就大不一样。太宗将史馆移至"禁中”,在政治权力中心整理古籍,修前代史和当代史。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史馆中,除史官外,还配备修史辅助人员。在史料收集方面,制定《诸司应送史馆事例》,规定报送方法、时限,诸部门不得拖延,有关条款近20项[4]。史馆环境优美,“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llo参与修史的史官多为国家重臣,如房玄龄、令孤德葉、魏征、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这显然提高了史学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尤其是唐太宗亲自参与《晋书》的修撰,这在“二十四史”修撰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唐初史官享有很高的物质待遇,一部书成,朝廷另有优厚的物质赏

3、赐,还加官晋爵。如魏征受诏总加撰定'‘五代史”,书成之日,除“赐物二千段”夕卜,还“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9]o唐政府不仅对修史官奖赏晋爵,其后人也常受惠。如太宗、高宗《实录》百卷“添成”,“是日,封敬宗子选为新城县男,德葉子进为彭阳县公”[4]。唐初统治者大力抬高史馆地位,尽力为史馆的工作提供便利,因而史馆工作效率较高。唐初史馆成就唐初史馆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修前代史和修当代史两个方面。修前朝史。屮国自汉代始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历朝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历史记述的连续性。唐高祖采纳令孤德葉的提议,于武德五年下诏修六代史,并要求史官"务加评核,博釆旧闻,义在不

4、刊,书法不隐”[6]。贞观三年,太宗复诏令姚思廉修梁、陈二史,李百药修北齐史,令孤德葉修周史,魏征修隋史,房玄龄为总监修。贞观十年,“五代史”修成。贞观十五年又诏令于志宁、李淳风、李延寿、令孤徳萊等修《五代史志》,至高宗显庆元年成书,后人附于《隋书》后,乂称《隋志》。太宗于贞观二十年下诏大开史馆,“更撰《晋书》,锥次旧闻,裁成义奖”[l]o贞观二十二年书成。参与修书者达21人,由于组织得法,所以成书速度是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中最快的,是唐初官修前朝"正史”的代表作。修当代史。从高祖到高宗,唐史馆修半代史情况如下:“自武德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

5、修撰国史,为当时所称。”[1]唐承旧制,置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阶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阶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I]。新君即位,例命史官据一代起居注、时政记等;修前皐帝实录,成为定制。贞观初,姚思廉撰国史30卷;高宗显庆元年,长孙无忌、于志宁、令孤德葉等补为50卷;龙朔年间,许敬宗增补为100卷。《高祖实录》20卷,房玄龄等撰,“与许敬宗、敬播同修,止武德九年,贞观十七年书成”[2]o《太宗实录》40卷,许敬宗等撰,“起即位。尽贞观二十年。初,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敬播撰《今上实录》,止十四年,成二

6、十卷。永徽五年,无忌与史官续十五年,后尽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后敬宗改定”[10]。《高宗实录》30卷,刘知几等撰,“初,令孤德葉、许敬宗等撰录,止显庆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后刘知几与吴兢续成”[II]。关于唐初修撰的实录、国史,笔者认为基本可信。中国古代修史逐步形成了“君举必书”、“人君不观史”等观念。贞观九年十月,太宗欲观“起居注”,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阻止,陈述“人君不观史”的理由[4]。贞观十三年,太宗问褚遂良人君可否观见“起居注”,“书何等事?”贞观十四年,太宗问房玄龄:“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

7、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12]后来,房玄龄等删略国史,修撰高祖、太宗实录“表上之”。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就对房玄龄等说:“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时为待中的魏征获悉此事,上奏言说:“陛下今遣史官止其辞,雅合至公Z道。”[3]太宗虽然有表政绩,“勤行三事,望尔史官不书吾恶”之事[4],但并不能以此说他丁预修史,而只能视为太宗想留善行、美名于青史的一种愿望。唐初史臣多梗直、公正,于应对太宗言辞可见一斑。故唐初实录、国史确为“直书其事”。高宗时,许敬宗“掌知国史,记事阿曲,虚美隐恶”[1],从此“实录不实”的现象才口

8、趋严重。对后世影响及总评唐初正式确立史馆修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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