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與中國民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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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俞可平與中國民主研究摘要：近二十年來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取得較高成果,並對政界、學術界以至外都產生頗大的影響。不管是在民主的概念，還是民主與社會治理，民主與中國政治改革方面，俞可平都做過自己的論述，闡發自己的看法關鍵詞：俞可平；中文章編號:978-7-5369-4434-3(2011)05-017-03俞可平，浙江諸暨人，政治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2006年《北京日報》在爭鳴版刊發他的《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篇文章後，隨後被《學習時報》文摘版、人民網、新華網全文轉載，一時洛陽紙貴，被海外媒體

2、解讀為中國最新政治風向標，視為是對傳統意識形態的重大突破。《中新聞周刊》認為他“將政治民主提上公共議程，打開一扇虛掩太久的[1]、是“民主的思想推手”[2]。由此可見，近二十年來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取得較高的成果，並對政界、學術界以至國外產生頗大的影響。為此，恰逢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中國改革到瞭“突破”的關口之際，對俞可平有關民主的研究進行梳理，對進一步促進民主研究及民主化進程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俞可平對於民主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特征：首先，俞可平對民主的詮釋是建立在馬克思的民主思想之上的。正如他在《馬克思論民主

3、的一般概念、普遍價值和共同形式》所強調的那樣「馬克思的民主思想並沒有離開人類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長河，正是因為馬克思充分吸取瞭人類創造的一切民主政治的優秀成果，才使他實現瞭民主思想史上的革命性飛躍。”正是如此，在《民主是個好東西》中俞可平認為民主包含六個方面：1,民主是個好東西，是對整個國傢和民族而言的，是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的；2,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它有許多內在的不足；3,民主它隻是人類眾多制度中的一種，主要規范人們的政治生活，而不能取代其他制度去規范人類的全部生活，有內在的局限性；4，民主需要代價；5,民主是

4、有條件的；6,民主最實質性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統治，人民的選擇。[3]其次，俞可平還引進當前西方有關民主研究的最新成果。當前西方，政治學傢們開始把民主爭論的重點從“人民”和“統治”本身逐漸轉向“人民與統治'這兩者的關系。一些人強調“人民'對於民主的意義，另一些人則強調“統治”對於民主的意義。強調“人民”的理論被稱為“實質民主論”,而強調“統治”的理論被稱為"程序民主論”。很閣然，俞可平借鑒更多的是程序民主論，為此還專門把他近年來的主要研究成果編輯成書，就取名為《民主與陀螺》,而且在許多場合多次強調「民主就是主權在民

5、，或人民是權力的主體。具體地說，民主是這樣一種政治狀態，在這種政治狀態下，個人的權利得到瞭最大或者最充分的保護。它既是一種實體,又是一種程序。作為一種實體，民主就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有一部法律，一般是憲法，它規定這個國傢的權力是屬於人民的。人類成功的民主實踐表明，民主通常隻有在憲政條件下才能實現。民主不光具有實體的意義，而且同樣也具有程序的意義，即必須有一整套實現民主的運行機制。所以我特別打一個比喻，民主就像陀螺，必須運轉起來才有意義”[4]。而當現場觀眾問道「'民主是一個陀螺，要運轉起來才有意義'，那麼

6、抽這個陀螺的鞭子拿在誰的手裡？”時，他又確信的回答“人民群眾自己和官員合起來，就是民主這個陀螺旋轉的動力”。⑸在理解民主的基本內涵之後，俞可平進一步指出民主亟待厘清六個關系，分別是民主與法治、民主與集中、民主與民生、民主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6]最後，俞可平對民主研究還借鑒當前西方流行的治理理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西方興起一種新的治理理論潮流，那就是善治。在當時，對於西方政治學界新起的''治理”理論，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治理與善治還是新的概念，甚至連統一的中文譯名還沒有。而在當

7、時國內僅能發現的4篇從政治學角度研究治理和善治的文章中，有3篇是由俞可平撰寫的。俞可平認為，人類的政治核心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已經發生瞭根本性的變化，善治已經成為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來源。他認為，“善治包含瞭傳統的政治理想狀態，如善政、仁政。但是它又超越瞭善政、仁政”。從此意義上，俞可平的善治理念並不排斥公民社會。那麼善治與當今世界普遍認可的民主、法治理念有什麼關系？俞可平認為，“善治包含現代民主政治的大多數基本要素。同時，它超越瞭民主的范疇。民主需要法治、需要公民參與、需要透明和政府責任,所有這些也都是善治的基

8、本要素。但是善治也包括瞭效率、穩定、公正、嚴謹等--這些也是有些人用來反對民主的要素。”可民主政治不包含效率、穩定、公正、嚴謹等這些政治目標，這是可以商榷的，或者說良好的民主政治與善政之間的區別並不那麼明顯。但俞可平還是強調，“善治與民主並不能等同，但善治確實能包含民主的諸多要素，從某種意義上，善治是民主想要達到的理想狀態。”當然，俞可平最為強調的是還是善治的超時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