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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药处方药味药量大小研究剂量或称用量，是依据传统经验为达一定治疗作用所应用的药量。首先是指每一味药的成人一日量,其次是指方剂中药与药Z间的比例份量，即相对剂量［1］。相对剂量必须以某一权威规定剂量作为参照才能严格地确定剂量“大”和“小”。其权威规定剂量以《中国药典》为依据，未收载于《中国药典》的中药，其权威规定剂量以统编教科书《中药学》或《中药大辞典》中的规定剂量为依据，如浙贝母用量为4.5〜9g［2］。然而临床实际用量与《中国药典》规定剂量相差甚远，平均符合率仅有42%［3］。处方中药味剂量大的时常有，倡导与赞成者依据充分，言之确凿；处方中药味剂量偏小的也多见，践行或支持者众多，理论联系实
2、际，振振有辞。两者观点鲜明，针锋相对，冃的均为一个，就是更好地发展中医中药。孰是孰非，莫衷一是。只看一文，只听一方,难做定论。现撷摘两者精华部分，给予归纳综述。1认为处方药味大剂量应用存在合理性1.1《屮国药典》规定剂量偏小影响屮药疗效《中国药典》主要提供药物的用药规范和安全有效用量范围，用量超过《屮国药典》范围,可能引起毒副作用。然而按照考证的古今剂量折算方法［4］,《中国药典》规定剂量明显偏小，影响中药治疗疾病作用。如张仲景所撰《伤寒杂病论》因其组方严谨，疗效卓著,被誉为“方书之祖”，其所载方剂中，记载了大量中药超大剂量应用的内容，如小青龙汤中的细辛3两约42g（《中国药典》用量1〜3g
3、）;桂枝附子汤中附子用3枚约60g（《中国药典》用量9〜15g）,炙甘草汤的生地1斤约223g（《屮国药典》用量10〜30g）等。时至近代对中药超大剂量应用这一临床药学问题，开始有学者对此进行系统的研究，如张锡纯［5］《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专篇论及小药超大剂量应用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用药以胜病为主，不拘分量之多少”，极力主张超大剂量应用中药，并月•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例如治癫狂的荡痰加目遂汤,所附的医案中甘遂用至二钱，代赭石用至四两，来复汤中山茱萸用二两，取其救脱之功；一味薯预饮中怀山药用至四两等等,均是超大剂量用药。现代医家中超大剂量应用中药者亦不乏其人［6］。1.2药专力宏从古
4、至今不乏有医家在治疗某些疾病时运用大剂量中药组方，在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清代医学家王清任［7］发展了活血化瘀理论，其治小风偏瘫诸症,以益气活血为总的治则，创补阴还五汤，方中黄罠剂量用至四两，其超大剂量应用黄罠的经验至今对临床仍有借鉴意义。云南名医吴佩衡［8］治疗一名产后出血并感染性休克患者,辨为肝肾之阴气内盛，心肾之阳衰弱己极，下焦之真阳不升，上焦之阴邪不降，一线残阳将绝,用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log,甘草20g,服用一剂而获奇效。阳虚至极,其邪非温不化时，若仅用几克附子，是否能逐寒？这种以现代“常规”用量为指标恐怕未必能得到真谛,也是导致中医不能治危急重症的
5、原因之一。大剂量用药有其口身的应用法度，并非盲目莽撞、随心所遇，而是有深刻的内涵的。李东垣［9］从方剂配伍的角度，提出处方中主药的剂量可超大。“为君者最多，为臣者次之，佐者又次之”，其观点为后世处方中主药的超大剂量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1.3从中草药中提取和研制成的化学单体药物的剂量反视有相当一部分中药的传统用量难以达到其有效剂量范围［10］例如（用量均按成人每日量均值计算）：①青蒿素是从药材青蒿中提取的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口服每天lOOOmg有效,青蒿中青蒿素含量约0.5%,折算药材用量约每天200g,而《中国药典》规定青蒿用量为4.5〜9g;②氧化苦参碱治疗慢性肝炎，口服每天600mg有效
6、，山豆根中氧化苦参碱含量约0.4%,折算药材每天150g,而《中国药典》规定山豆根用量为3〜9g;③麻黄素预防血压下降，口服每天150吨有效。麻黄中麻黄素含量约0.5%,折算为药材用量为每天30g,而《屮国药典》》规肚麻黄用量为1.5〜9g。绝大多数中药可能是多成分多靶点的综合作用，但这种综合作用，可能是多成分多靶点的协同作用效果，也可能只是多成分多靶点效应的简单加和,甚至还很有可能是多成分多靶点的拮抗作用效果。所以，从有效成分的有效剂量推测中药的剂量,虽然难免有失偏颇,但还是可以折射出中药传统剂量规定的局限性。1.4古今度量的折算存在差异《伤寒杂病论》药少而精，效专力宏，大多数方剂至今仍被
7、广泛应用。仲景方剂用量概以斤、两、株、尺、斗、合、匕等给予量,其药物用量如何换算为当今的用量，众多中医学家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依然众说纷纭，难以统一。后世有《伤寒杂病论》一两为今1.6g、3g、6~9g、13.92g、15.625g等等之说。杜雨茂、程先宽等［11-12］认为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的数据比较合理，提出1两（24铢为1两）约13.92g的观点。如今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