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学社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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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外国语学社研究综述［摘要］本文着重对建国以来学者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划分了三个研究阶段，即：价值认证阶段，初步研究阶段，深入研究阶段。由于外国语学社存在时间短、原始史料缺乏，今后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扩展研究队伍、加强宣传教育［关键词］上海外国语学社；研究；综述［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28X(XX年的时间，但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建国以来，一批学者对上海外国语学社这所新型的培养青年的革命学校进行了研究。由于“社会主义青年团，

2、对外名义是外语学校”口］夕'国语学社的研究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密不可分。截止到目前为止，关于外国语学社以及相关的书籍—共有四本，文章有二十篇，研究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价值认证阶段--从建国后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外国语学社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资料收集、价值认定以及对团中央机关旧址建筑复原而进行调查的阶段。1954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先后送发了《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问题的请示》和《关于成立革命历史纪念馆、渔阳里6号团中央机关与中共”一大”的第一馆》的文件,首次提出将渔阳里6号恢复为

3、举办外国语学社时的面貌布置。口述史料是这一段时期资料征集的一个重点。上海市革命历史纪念馆为了复原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的原貌，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其中有许之桢、李达、包惠僧、董锄平、陈望道、萧劲光、周伯棣等，在他们的回忆中主要对外国语学社的布局以及当时的老师、学员在外国语学社所从事的一些革命活动进行了详细描述。伯61年3月4号，国务院将渔阳里6号正式命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初步研究阶段--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4、团中央机关旧址对外开放，上海外国语学社渐渐被人们熟悉，一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上海外国语学社，并且开始收集相关方面的资料，着手进行研究书籍方面，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资料丛书》收录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运史研究室编的《青运史资料与研究》（1982年和1983年X上海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编的《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以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等书中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外国语学社的人物回忆录和

5、文章，是关于外国语学社资料比较齐全的一本书文章方面，由于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因此研究性文章比较少，主要有三篇，均对外国语学社在当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申培仁在其文章《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写到“外国语学社的出现在上海教育史上尚属创举……二十年代初，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一所以学习俄语为主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创立，为上海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增添了光彩，它是为青年革命者赴俄留学采取的重大措施”[2];陈绍康的《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创建及其影响》则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第一，外

6、国语学社的学生“既是学生又是革命者，既学外语又兼学别样，团员与青年从学社中受到很好的革命影响，有助于他们树立革命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确的认识和处理问题”[3]。第二，外国语学社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二十年代中期曾在中国参加革命活动的苏联人葛萨廖夫认为t在上海成立外国语学校，聚集了优秀的革命者，准备把他们分配在国内工作或以后派到苏联的指导下，形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4]付克所写的《延安时期的俄语教育》一文也提到了外国语学社，认为外国语学社和延安时期的俄文学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特

7、定的培养外语人才的任务，这为解放前后大规模培养俄语人才，创办几所俄文专科学校创造了经验，在外语教育史上应该肯定它们的积极作用和应有的地位”。⑸另外，一些学者还对外国语学社的基本情况以及人物做了简单介绍，如叶累的《外国语学社》、《少奇同志和外国语学社》和徐燕的《我党早期的外国语学校》东方大学去学习分配在国内工作的学生在陈独秀等人史料的挖掘和公布是深化外国语学社研究的基础。这一时期，史料方面的文章比较丰富。王迪先写的《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考证了当年四川青年去上海外国语学社的时间为1

8、921年2月下旬，人数是仃人，以及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等人都曾参加过赴俄学习等几个问题⑹；陈少康在《鲜为人知的俄语女教师--外国语学社教员王元龄》一文中揭开了王元龄的身世以及当年所从事的俄语教学活动［7］;沈海波写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解散的问题--兼论外国语学社结束的时间》一文认为“文件所谓'暂时解散应指1921年5月临时团中央外国语学社遭搜查及大批团员骨干赴苏学习而暂时停止工作，而外国语学社的结束时间，则应在1921年'五一，前后”［8］。在《丁玲不是外国语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