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 形式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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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持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分析2010外交(diplomacy)：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前　言1648年10月24日，欧洲各国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也明确了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作用。近代国际关系格局初步形成。根据外交主体和对外政策目标的不同，外交具有多种性质。如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政府腐败无能，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欺凌与压迫，实行的往往是“屈辱外交”。中华

2、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坚持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此外还有霸权主义外交、不结盟外交等。就外交重点的不同而言，有经济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体育外交等；就外交对象而言，有双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第一部分新中国外交原则及外交政策演化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敌对封锁政策，周边国家对新中国心存疑虑，如何实现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友好交往，突破帝国主义的外交封锁，成为新中国领导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

3、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图为周恩来总理与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史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有关方面在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万隆会议召开之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反动势力和台湾当局相勾结，

4、阴谋暗害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总理，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针对少数国家代表发言攻击新中国。周总理在发言中着重阐述了“求同存异”的思想。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不是来吵架的；是来寻求共同的基础，不是制造分歧的。“求同存异”就是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放在一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找共同点。周总理的讲话得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最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入万隆会议公报。国际问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国内问题：一国两制，共同发展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国家新秩序的原则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关系。1949年《共同纲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化1955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访华1960年9月几内亚总统古·杜尔访华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末，我国大力支持亚非拉人民争取

6、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1963年12月3日至1964年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和缅甸、巴基斯坦，后又和宋庆龄副主席一起访问了锡兰（今斯里兰卡）。这次亚非十三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自六十年代起中国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合理地解决了同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1961年10月，中国同尼泊尔边界条约在北京签字1960年1月，中国与缅甸签定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及中

7、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11月，中国与阿富汗王国签定中阿边界条约1963年10月（左图）、1965年8月（右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分别会见法国总统特使，商讨两国建交事宜。从六十年代开始，中国加强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打破西方社会对华封锁1964年6月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向戴高乐总统递交国书合影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在20世纪6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形势下,中法建交在西方引起的震动.美国官方表示“愤怒、震惊”,日本“反应强烈、震动很大”。戴高乐向法国人解释说:“法国应该直接倾听中国的声音,中国也同样应该直

8、接倾听法国的声音,两国关系的建立将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他还预言,尽管有些国家仍在犹豫，但将来会效仿法国的做法。进入七十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国大力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1971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会见格雷厄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