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官大贪现象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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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官大贪”现象一瞥摘自：支部生活（党课专刊）2009/1林辛建　王文波　孙莹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了一份对近三年审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调研，结果显示一些被人“忽视”的小官员也能犯下成百上千万的腐败大案。三年来，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已经超过该院所审理的一审职务犯罪案件的三分之一，涉案金额高达三亿四千余万元。　　腐败能力不可只看官级　　一中院调研所依据的21件“小官员大腐败案”的26名被告人中，处级干部11人，占42.3%；处级以下15人，占57.7%。可以说这些被告的级别都不高，但犯案数额可高得惊

2、人：最少的一起案件也有105万元，最多的高达9452万余元。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清洁队队长王远利“变废为宝”，向垃圾下手。他利用签订协议和购买环卫用品、修车等职务便利，以开具燕山清洁队“大头小尾”发票等手段，贪污公款220万元。　　作为北京望京西园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杨彦明只是个处级干部，官不算大，可架不住掌管的钱多。他利用先后担任几个证券营业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违规从营业部账户内提款，侵吞公款6972万余元。此外，他还在营业部改租经营场地的时候，挪用营业部2480万元资金，总计金额9452万余元。可见，腐败能力

3、真不能只看官职。　　官职虽小含金量高　　调研显示，26名被告中18人是单位一把手，管理、使用和经手的资金量巨大。还有的虽然是一般工作人员，但也因其身为财会人员能够经手大量资金。小职位的含金量成为职务犯罪的便利条件。　　石景山区八宝山农工商联合公司（下称八宝山公司）只是区农委的下属单位，但其经理张礼却先后侵吞该公司的拆迁补偿款及工程款330余万元，收取贿赂330余万元。　　2004年3月，中远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远洋山水”项目一期拆迁征地工作遇到困难，于是请八宝山公司负责协调，并答应给被征地的个人和企业421万元。

4、张礼要求中远公司开300万元的支票，剩下的支付现金。于是公司派了人给张礼送去100万现金。谁知，张礼竟顺手拿出20万元让来人收下，对方不敢要，张礼安慰说：“没事，这里我说了算。”经证实，八宝山公司只收到了这笔拆迁补偿款的300万元支票。　　洗钱手段隐蔽性强　　除了小官员敛财的胆大手黑之外，他们洗钱的本事也很大。有的人将公司近千万元公款作为长期投资，用于其他公司的出资注册及增加注册资本金；有的人伪造本单位对外出租的房屋需维修、申请减免房租的事实，套取房租差额。　　在民事诉讼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追回本金，在某些情况下

5、放弃利息，是一种常见的诉讼技巧。而朱广彬竟然利用这种技巧的漏洞贪污公款，更具隐蔽性。他利用负责追索欠款的职务之便，在通过诉讼程序将货款本息追回的同时，对公司谎称货款利息已在诉讼中被其放弃，将该公司应得欠款利息330万元据为己有。　　“小官大贪”原因剖析　　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人员的监管重视不够，制度不健全。现有的监管机制往往是“抓大”，而对一些小职位、小官员没有形成有效监管制度。　　法官发现，经济犯罪分子作案时间都在两年以上，最

6、久的长达5年。这充分说明，目前的权力监督制约存在盲区，很多审计检查流于形式。有的人在一个岗位干了几十年，从没进行轮换，长期占据关键岗位的“老人儿”在没有有效的监督、制约情况下，很容易滋生腐败。　　最典型的是房山区市政管理所出纳董凤杰。2004年4月至2006年12月期间，董凤杰采用欺骗手段，先后44次私自填写现金支票支取现金，将单位公款230.3万元用于赌博，输了个精光。据董凤杰在庭上供述，他们单位的财务章和领导人名章都由他保管，用来审计的银行函证和对账单都由他提供。董凤杰在出纳岗位一干多年，深得领导信任，直到

7、他觉得自己的行为难再隐瞒，主动下跪坦白，领导这才发现这只长期隐藏在身边的贪财硕鼠。　　办案法官还发现，有的被告人屡遭群众举报反映，却得不到及时查处。原因是小官与上级领导关系甚密，出了问题就有保护伞站出面说情，甚至干扰调查，对案件侦查设置障碍。　　>>>相关链接一：　　“小官”贪腐不可小视　　人们对反腐的关注大多集中在一些职务高、级别高的“大官”身上。与“大官”相比，“小官”往往因其“小”而在腐败中具有某种“比较优势”。“小官”之“小”，主要言其职务、级别、地位、身份不高。其实，有些“小官”往往处于管钱、管物等要

8、害部门或关键岗位，极易发生权钱交易。因其“小”，又不易引起反腐机关重视，其腐败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如果单位领导长期失察，有关方面监管不力，忽视了思想教育和权力监督，一旦事发被查处，往往已是“大贪”。　　“小官”贪腐现象，从一个侧面警告我们，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的今天，不能以级别高低和职权大小来区别贪污腐败。如果加以严密防范，即使官职再大，也不会走贪腐之路；如果缺乏有效监管，即使级别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