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2011版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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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五章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一、伤痕、反思、改革小说二、寻根及民俗风情小说三、先锋、新写实、新历史、新女性小说一、伤痕、反思、改革小说1、“伤痕”、“反思”和批判的现实主义伤痕文学1977年11月，刘心武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人民文学》）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短篇小说《伤痕》（《文汇报》）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冯骥才的《啊！》、宗璞的《我是谁？》、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郑义的《枫》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以及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将军吟》（莫应丰）、《芙蓉镇》（古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

2、克芹）等伤痕文学是政治性很强的文学，是“服务”于政治的文学伤痕文学被认为是“革命现实主义的复归”，但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思想和艺术规范。伤痕文学包含两类作品。一类承袭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弘扬革命的理念，讴歌英雄人物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等）；另一类表现的主要是平民百姓在“文革”中的生活遭际，以此传达出个人对于“文革”的感受《我该怎么办？》、《在小河那边》、《枫》、《啊！》、《我是谁？》、《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以及张弦的《记忆》、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等。此外，中篇小说《飞天》（刘克）、《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电影剧本《在社会的

3、档案里》（王靖）、《女贼》（李克威）、《苦恋》（白桦、彭宁），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等一批作品相继从不同侧面突破了革命现实主义设置的“禁区”，把以批判性、暴露性、悲剧性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推向一个高潮。温和者批评伤痕文学是“向后看的文艺创作”，同“团结一致向前看，团结一致搞四化”的号召很不协调；严厉者诬称写伤痕的是“缺德派”，“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伤痕文学是20世纪中国的“解冻文学”，就其自身而言，伤痕文学打造和铭刻了几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集体记忆；就其影响来说，伤痕文学包含了文学未来发展的诸多萌芽，如宗璞的现代主义象喻、冯骥才的荒诞风格、遇罗锦的

4、个人化叙事等。伤痕文学是在“恢复”或“复归”的口号下形成潮流的，但它并非“复归”于“革命现实主义”，而是朝向“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的现实主义，伤痕文学正是以这种非常质朴的方式向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反思文学反思文学同伤痕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将观照和思考生活的触角向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延伸，其艺术笔触不断地打破当代作家以往的一些“禁区”，“文革”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社会波折不断被批判地“重写”。1979年上半年，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刘真的《黑旗》、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作品问世反思文学还揭示了残余的封建势力与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

5、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对扭曲的人格或不健全的文化心理及“国民性”予以剖析和针砭，试图从文化心理层面挖掘出“文革”产生的思想基础。如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以及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等。2、“人的觉醒”：人道主义创作潮流和理论争论创作中的人道主义潮流刘心武：《班主任》宋宝琦和谢慧敏“谢慧敏性格”《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等《立体交叉桥》、《钟鼓楼》、《5·19长镜头》、《风过耳》、《四牌楼》、《栖凤楼》等80年

6、代前期的人道主义文学潮流——“人的重新发现”或者“人的觉醒”维护人的尊严、肯定人的价值，这是长久以来备受压抑的人性的呐喊。宗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我是谁？》《蜗居》等戴厚英《人啊，人！》张抗抗：《夏》、《去远方》、《北极光》等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如宗璞、谌容、航鹰、王安忆、铁凝等张洁《森林里来的孩子》、《拾麦穗》等《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作家钟雨与老干部《方舟》、《祖母绿》、《七巧板》等《沉重的翅膀》从“人的发现”到个性的确认，再到性别身份的自我辨识80年代初，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汪雷的《女俘》、雨煤的《啊，人……》等将“人道”话语楔入“革命历史”，以人类

7、之爱、男女之情、亲子之痛重述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故事”，试图消解“阶级”、“政治”、“革命”的壁障以表现“普遍的人性”。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楚轩吾、南珊、李淮平——“文明与野蛮——“人性与革命理论批评界的人道主义论争朱光潜：“望人性论而生畏的作家们就必然要放弃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忠实描绘，这样怎么能产生名副其实的文艺作品呢？”“文艺作品而没有人情味会成什么玩意儿呢？”钱谷融、王淑明等人重申了他们当年的观点。1977年，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