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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环境、诉讼策略与民事上诉率变迁作者：艾佳慧作者简介：艾佳慧，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原文出处：法制与社会发展内容提要:上诉是现代民事程序的基础性制度2—，民事上诉率则是测度上诉程序运行效果和司法服务质量（既包括初审法院的也包括上诉法院的）的重要指标。站在中国司法政策变迁和政法制度大背景下，可建构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上诉率变迁模型，即以初审判决质量为基础的“向后看”模型和以预期上诉收益为考量因素的“向前看”模型，再辅以诉讼当事人和上诉审法官之间的动态博弈以及我国独有的组织、审判管理视角，提炼出关于上诉率变迁的两个理论假设。数据检验
2、的初步结论是，我们应重新审视第一审程序的诉权保障功能以及进一步构建上诉甄别和筛选机制。期刊代号：D415分类名称：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复印期号：2018年03期关键词:制度环境诉讼策略上诉率变迁模型InstitutionalSuiToundingsLitigationStrategvTransitionModelofCivilAppeal-rate上诉是现代民事程序的基础性制度之一。其基本功能早有民诉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拣其要者,不外乎基于私人目的的纠错和消解不满,以及基于公共目的的统一法制、程序制约、政治控制以及发展
3、法律。①但是,这仅仅是上诉程序的应然层面。从实然层面看,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上诉程序的运行效果如何,以及上诉功能是否得以实现（这是国家的角度）,还要了解当事人对法院的司法服务质量是否满意，以及他们使用上诉法院的频度如何（这是当事人或私人的角度）。民主法治在中国推行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应然的法治理想固然重要，但了解实然的法治现实,发现应然和实然之间的差距并力求探寻差距背后的因果关系,对于今天的中国更为必要。因此,就上诉制度而言，问题就转换成了用什么指标来测度上诉程序的运行效果和司法服务质量（既包括初审法院的也包括上诉法院的）,以及如何测度
4、的问题。由于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要不要上诉既是败诉一方当事人（或者部分胜诉的一审原告）的诉权,更是其理性选择的结果,因此,当事人是否上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她对初审判决的认同度以及对上诉能否胜诉的预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诉率（appealrates）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测度司法质量之指标。首先，需要界定何谓民事上诉率。有学者将民事上诉率界定为民事二审收案量和民事一审收案量的比值,认为其可以衡量当事人对一审裁判公正性的主观感受,还可以反映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当事人对二审实现公正的预期。②笔者认为这一界定不太妥当，因为民事一审有大量不能上
5、诉的调解结案的案件，而调解结案量又是一个随司法政策外部环境变动甚大的数据，如果将之计入该民事上诉率的分母，用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上诉率不仅不能真正反映当事人使用上诉审法院的频度，也很难有效衡量当事人对初审判决的满意程度。基于此，本文将民事上诉率界定为，在—个统计年度内，一国法院系统民事二审收案量与民事一审判决量的比率，③或者民事上诉案件在全部民事判决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就民事上诉率(civilappealrates)而言，国外已有相当成熟的研究。比如，已有研究通过对大量专利案件、反垄断案件的实证研究,指出此类需要法官具备专业知识才能有效审
6、理的案件,其上诉率的高低依赖于此类案件的技术复杂程度、经济复杂程度以及法官具备的经济学知识的多少。④不仅如此，更有学者在对民事上诉率的研究中发现，被告上诉的成功率(高达33%)远远高于原告上诉的成功率(仅有12%),并深入分析了这种"反原告效应"(anti・plaintiffeffect)的原因及其后果。⑤这还只是静态的情况，如若将内含了社会转型和司法政策变迁的时间维度拉进来，问题就更有趣了。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诉讼爆炸"和民事上诉率的激增，波斯纳法官将其原因归纳为"从属裁决的增加〃、"法律更不确定"、"上诉审法官数量增加"以
7、及〃地区法院的诉讼越来越简易"。⑥我国台湾地区的黄国昌教授也讨论过民事上诉率问题。由于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段内，台湾民事上诉率呈现大致稳定的态势,黄教授因此只能从"讼争金额大小"和〃案件审理时间"等更具体的角度讨论影响民事上诉率之成因。⑦至于中国,由于近二十年来,最高法院之司法政策的变动不仅频繁而且前后矛盾,民事上诉率的变迁因而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的议题，但遗憾的是，直到今日，国内关于民事上诉率的研究仍然只有苏力教授200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⑧在该文中,苏力指出,民事上诉率与初审法官的司法素质成反比，即如果民事上诉率持续下降，那么意
8、味着初审判决公正性不断上升，也即初审法官的司法素质在不断上升。⑨对苏力教授的这一论断，很多人有所质疑。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些质疑可靠吗？就中国复杂多变的民事司法实践而言,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民事上诉率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