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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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摘要：整个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天下体系看，尊礼重信是此时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二，从家国结构看，孝、忠、义是此时家国公私的核心伦理道德，具体言之：孝是宗法制的核心伦理，忠是封建制的核心伦理，义则是两者之外的必要补充，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其三，从个体美德看，智、仁、勇等是此时贵族最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它们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优秀和卓越。关键词：春秋时代；尊礼重信；孝忠义；智仁勇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05-0115-10春秋时代中国人所崇尚

2、和践行的❷❷理道德种目繁多，陈来先生对此时期的德行有非常详尽的考察、论述和归纳1,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此再次—考察。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此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并且厘清一些核心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涵，分析它们的结构性困境。依笔者之见，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天下层面看，春秋时代的主要活动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尊礼重信^是此时期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次，从家国层面看，春秋时代的基本制度仍然是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与宗法制相配的伦理是孝，与封建制相配的伦理是忠，义则突破了孝忠的局限，表现为更多的公共性。最后

3、，从个体层面看,此时智、仁、勇等品质被广泛推崇，表现了主体的卓越与优秀。天下和家国层面的伦理规范更多地表征为义务伦理，个体层面的道德品质则更多地表征为美德伦理。下文一一述之。一、尊礼重信：春秋时代的交往伦理顾炎武对春秋时期的伦理风俗有一精彩概括：“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2顾氏在论及春秋犹存西周之遗风时，提到

4、了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等观念和活动，这些都是宗法封建制的基本礼制。与春秋犹存西周之遗制遗风相对照，战国社会则一切礼制和伦理皆丧失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此首推“尊礼重信=这非常有见地；因为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史，而礼与信则是春秋时代最为基本的交往伦理。实际上，从交往伦理来看，礼是形式，信为实质，两者相辅相成，礼无信则为虚设，信无礼则难于立。春秋时代，“信”主要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1如果君主无信，则庶民不从，“不信，民不从也”2。《国语•晋语

5、四》载晋国发生饥荒，国君咨询箕郑“救饥何以”，后者对之以“信”。在箕郑的解释中，信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关乎一整套的制度体系。箕郑认为，如果整个社会制度都有信可言的话，那么，人心也会安定，能够“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不难看出，箕郑之论，不仅仅是救饥的权宜之计，更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策。箕郑之论，无疑是很深刻的，后来孔子亦说“民无信不立”3。然而，在春秋时代，“信”不仅关乎内政，更是诸侯间的交往伦理。如前所引，顾炎武在称赞春秋风俗时，首先提及的是“尊礼重信”，即是就此而论。诸侯间的交往主要有四种形式，即：聘、朝、会、盟：“是故明王之制

6、，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示威于众，昭明于神。”4春秋时人在言及这些交往形式时，总是会提到“信J《左传》襄公元年载:“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当新君即位，大小诸侯前来朝聘，继好结信，这是当时的诸侯交往的基本礼仪。《国语•鲁语上》载：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当国家发生饥荒时，更应该结诸侯之信，以求得四邻之援助。《国语•齐语

7、》载：“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这表明“信”是构成大国称霸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在“武”之上。《左传》襄公八年载郑子展之言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这表明“信”是小国在大国之间得以生存的首要因素。总而言之，“信”是春秋时代国际交往最被看重的伦理。在诸多的交往形式中，会盟是最常见的交往形式，在春秋时人看来，会盟的目的就是结信：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盟以❷｝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盟，所以

8、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5无论是“盟以结信”，还是“盟以❷｝信”以及“盟以质信”,无不共同讲明了会盟的本质和目的就是加强诸侯间的交往与联系，从而达致相互间的信任。然而，现实中的会盟似乎总是在相互猜忌的氛围中展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