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想“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实现科学家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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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想“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实现科学家社会责任潘文良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文化与科技教研部650111摘要科学家社会责任实现的可能性需要通过构想“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等制度创新来解决。“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构想的提出，就是着眼于操作性而探讨“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豁免与有限责任的确认”及其实现机制。其中心观点“‘科学家有限社会责任的确认’仅限于科学家有责任向伦理学家咨询”，把伦理责任转译为可操作的“咨询责任”，使问题有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关键词科学家社会责任可能性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木质地说

2、，科学家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主体自愿承担的道义责任，而非法律责任。作为道德形态，社会责任具有任何道德形态所共有的不足，也即对人们行为调节的软弱性。道德通过向人们昭示社会生活中的“应该”和“不应该”，并通过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的评判以及内在良心的审视而促使人们的行为规避、远离“不应该”而趋向“应该”，它往往通过主体在道德压力下唤起羞耻感和罪恶感而起作用，因此，它是一种软约束机制。而道德对违反道德行为的惩罚只是一种以社会道德观念为基础的非强制性的无形的惩罚，是一种舆论性的、谴责性的惩罚，这就导致对违反道德者

3、制裁的苍白无力，若当事人公然蔑视舆论，这种制裁将起不到任何作用。道德自身制裁机制的乏力使某些易受功利等外在因素诱惑的科学家会逃避道德责任的履行。虽然，包括我们这样讨论的舆论压力，特别是科学共同体制定的一些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监督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履行，但是“社会责任的道义木质无法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因为“道德责任的主要特征在于它的自律性，谁也不能指望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在没有任何强制性和制裁措施的情况下，仅仅为了履行道德义务而真的去承担责任。”以至于“从现实情况来看，科学家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不尽人意

4、，且不论只顾自己研究不管专业以外的事情、漠视科技普及等常见现象，甚至像科研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科技成果评价的不公正等有违社会伦理的行为，近年来也屡见不鲜。”尽管近年来伦理学界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但直到目前，也没让人看出它们对技术发展有何重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技术伦理学一直未能跳出毫无实践意义的动听说教的圈子这样的困境，即便在我们实践“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豁免与有限责任的确认”后，依然因为没有完全“跳出毫无实践意义的动听说教的圈子”而不得不被它辖制。显然，有

5、必要进一步探索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实现机制。或许，我们提出的“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可以提供一种思路，为“道德责任的软约束”困境提供一个可选择的解决方案。该构想的提出，本来只是为了探讨“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豁免与有限责任的确认”及其实现机制；但同吋也考虑到，为那些已经被人们赋予很多社会责任却无暇顾及研究自己应当负起什么社会责任的科学家，提供一种更有限的方式，使他们也能履行责任。我们知道，道德法制化的实践，使不少道德规范演变成法律规范，甚至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法律吋已经考虑道德的因素。在科学家社会责任中，社会期望或科学家

6、自愿履行的道德责任、自发责任（即社会责任），也在一定条件下将转化为科学家必须履行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即社会义务）。但我们却不能无助地等着这个转化的实现来解决我们面临的困境。而且，科学家社会责任的义务内容具有模糊性，“科学家社会责任”一说并不能具体揭示其义务内容，因为它没有被明确赋予任何内容作为义务，因此无法起到行为规范的作用；但若将其反映于立法中，则又有可能成为立法本应竭力避免的“空白规定”。不过，我们或许可以放弃一蹴而就的奢求，转而寻求一种在其间过渡的解决方案。“科学家社会责任的豁免”与“有限社会责任的

7、确认”在操作中是同吋实现的：豁免余下的即为有限责任，确认之外的就是要豁免的。似乎这是件很简单的事，但要想进一步操作化，考虑到“怎样豁免？怎样确认？”等问题，实现起来就困难了。为此，“科学家伦理责任咨询制”提出，“科学家有限伦理责任的确认”仅限于科学家有责任向伦理学家咨询。制度设计上，可以在伦理学会中设立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委员会，以下还可根据需要设立专业委员会，成员当然是相关专业领域的伦理学家；当人们要检验一个科学家是否负起有限责任吋，看他有没有向伦理学家咨询，即检查咨询记录即可。咨询一般是年度的，但重人项目

8、要做专项咨询。只要有记录表明某科学家已经按年度或重大项目向委员会咨询，就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认为该科学家已经负起了有限责任。至于咨询的有效性等问题，我们期待着伦理学家通过在与科学家的长期互动中提高咨询水平，更要指望着科学家真正能实践他们的社会责任，但这却岀离了“科学家社会责任咨询制”本身，而回到了我们关注的起点，但那些不具有操作性的内容，恰好是我们要“豁免”的。这样我们把只能空谈的、哲学范畴的伦理责任转译为可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