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视域下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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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视域下文学研究一、引言萧乾在《关于外国文学》一文屮提出：“搞翻译要结合研究，不然就成了翻译匠了。”［1］(P・461)何谓“翻译匠”？杨戏认为是那些只把翻译看作技术活，以为懂得外文就能搞翻译的人。［2］(p.127)杨武能说，若不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再创造，仅剩下技能和技巧的翻译“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也就变成译匠，可以被机器取代了。［2］(p.166)陈原把外语学得很好，工作态度认真，却不精通自己的母语，译不出原作神韵的人也称为翻译匠。［2］(p・210)几位前辈译家对翻译匠的阐释虽来自不同角度，但都表明文学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机械

2、的技术转化；神韵的传递是文学翻译的灵魂翻译匠恰恰丢失了这一点无论是没有领会原作的神韵，还是未能译出原作的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如影相随，相辅相成。本文拟从诠释学角度论证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的必要性,进而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论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二、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基础：诠释学视角诠释学作为一门聚焦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本特征和理解者特征的不同认识而形成了传统的客观诠释学派和以哲学诠释学、接受美学为代表的主观诠释学派。［3］他们就文木木意、作者木意以及理解者的理解Z间的关系进行了不

3、同的思考。客观派如施雷尔马赫、狄尔泰强调对作者本意的冋归和再现；［4］赫施在认同这一理想的同时，也指出作者本意可以无限趋近，但无法対此达到确切理解。［5］主观诠释学派如伽达默尔认为文木的真实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作者所表现的偶然性，文本的意义超越作者本意，具有不确定性，理解者可以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得更多些。［6］(p.382-383)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认同客观派对文木木意和作者木意的尊重以及文木/作者木意确定论。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意义超越作者本意着眼于历史，强调理解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漫无边际。哈贝马斯说：“语言游戏的

4、语法……既规定符号之间的结合方式，也规定着如何按照行动和表达对语言符号进行解释。”［7］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和译者的责任决定了译者参与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有限作用。文本的意义不管在译者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折射，作者本意始终是译者无法舍弃的一个蓝本。从历史性出发，伽达默尔认为由作者创作的文本带有作者的“视域”，理解者在理解文本之前也带有丿力史所赋予的“前理解”，或称“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两个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由于前见是一个理解者无法也不必彻底抛弃的客观存在，理解的过程就变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同文本的视域在本文中也即原作者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

5、。［6］(p.343-397)伍凌在伽氏“视域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解个体的角度提出“视域叠合”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理解者的前见同文本意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她把理解个体的前见具体为理解个体在理解前的知识储备，指出好的翻译必然需耍译者的前见同原作者的前见达到理想的叠合状态。［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分析造成“前见”的具体因素。在艾柯诠释学中，前见被具体为理解者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和个人经验”等等。我们认为，既然作者和理解者都是“一种具有历史事件性和自身特殊性的存在”，［4］那么带来前见的因素可被分成社会丿力史背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两大

6、方面。译者的个体因素屮有些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比如译者的脾气禀赋和生活经历：若同作者相近，于理解作品则事倍功半；若同作者相反，于理解作品则难上加难。为了避免陷入后者的尴尬境地，译者在翻译之前可以选择同自己在性情和经历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者。之后，译者就面临着修补自己和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即带来前见的其他因素，包括种族文化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大坏境和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和具他同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文学研究是补充这些知识的有效途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因素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

7、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或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前见。如果译者翻译的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作家作甜，不论衣达，至少在理解方面具备优势。但是多数情况下，译者不可能据此为界，因为翻译的木质就是异质语言和文化Z间的交流和转换。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和本国古典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由此而生的译者和文本作者的前见也必不同。如果译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是不足的理论上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去弥补。同样，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方面也需要从文学研究中汲取养分，而且，这些方面同

8、翻译表达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证明研究之于理解的促进作用，我们以译者的语言能力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伽达默尔给出两种区分真假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