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论文-李绅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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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硏究论文■李绅新论【内容提耍】李绅诗主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他的诗歌无论从创作动机、情感内容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抒怀倾向,对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値，宜重加审定品味。将其文学地位等同于新乐府诗人，是欠妥当的。【关键词】李绅《追昔游诗》牵思所属感时叹逝身世感现今为止，一些版本的文学史都把李绅说成是新乐府运动的参勻者。他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是创作动机的政治功利性很强的元、白诗派的成员。然而，李绅诗主要通过追怀往昔，感时叹逝，抒发一己的身世之感，即其《追昔游诗》序所自白的“牵思所属”，主

2、观抒怀色彩极浓，将其作为客观性、功利性的诗人似乎欠妥。一《古风》及《乐府新题二十首》的创作背景和动机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公认理由之一，是他创作的《古风》诗。其实，《古风》是他三十歹时举进士、赴长安，干谒吕温的行卷之作。李绅于何时谒见吕温？《新唐书》卷一六《吕温传》：“贞元末擢进士第，与韦执谊厚，因善王叔文，再迁为左拾遗，以侍御史副张骞使吐蕃。”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吕温于贞元十四年登进士第。又据《旧唐书•德宗纪》，张骞使吐蕃的时间为贞元二十年五月，温当于此吋随行。考李绅行踪，贞元十六年前，他与吕温并未相见，贞元十八年又

3、落第南返，客游江浙。如此，以《古风》诗求知于温，当为贞元十七年的事，同对韩愈一样，属于行卷性质。李绅有与元稹《莺莺传》作于同时的《莺莺歌》。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元稹年谱》论证《莺莺歌》写作时间为贞元二十年九月已详，这里补充一点证据:既然元稹即“张生”（《元稹年谱》笺证已详），那么，《莺莺传》中“张亦有所娶”的时间可推定为贞元十九年元稹与韦丛的婚期。同文继云“自是绝不复知矣”，便排除了元稹当年婚后九月便撰传奇的可能，况同年七月李绅尙在苏州。因此,《莺莺歌》组诗与元稹传奇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举子行卷，往往用各种文学样

4、式逞才，来引起被谒者的注意和提携，李绅的《古风》诗和差不多作于同时的《莺莺歌》一样，是出于“以诗为贽”的行卷需要，有逞才的动机。李绅的《古风》创作，实出于他的品格和性情，并无以诗“载道”的政治功利动机。李绅的为下层民众着想，从他任地方官期问的刚严吏治、宽缓爱民的作为屮就可见一斑。这在他的《转寿春守》序、《宿越州天王寺》序、《却渡西陵别越中父老》、《拜三川守》序，以及白居易《李公家庙碑》中关于他在宣武军节度使任上治绩的记载，都有详细表述。李绅重感情，对亲友都体贴入微，甘苦与共。他回忆与家人离合坎坷的《端州江亭得家书二首》等诗中

5、对此表现得体贴深挚，极富美感。他与李德裕、白居易、刘禹锡等聚则畅怀同乐，分则始终互相牵挂、书信往来，包括寄药、寄衣、寄马。读其往来之作，那种同气相求的真诚沟通和终生不渝的友情令人感慨系之。说李绅是新乐府运动成员的第二个公认理由，是从元稹和诗所知的李绅在元白之前首作的《乐府新题二十首》。其实，这是因为李绅初任国子助教、有机会接触大量国史类资料后的一个创作新歌词的尝试。他本擅歌行，乡试之年其作就多被传唱，这次创作也是在与元白对此体裁一致认同后的初次尝试，并无上达宸聪、下裨教化的政治功利目的。由元、白、李三人创作新乐府诗前后的行踪

6、，可以发现其共识形成的背景环境、新乐府创作的偶然性以及聚少散多等情形。为简明扼要地说明问题，兹列表如下：《全唐诗》卷四一八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云：“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尙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意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余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丁酉为元和十二年，在这以前，李绅于元和元年登第后东归回乡。途经金陵，被镇海军节度使李留

7、辟掌书记。李被诛，南卜•回乡。元和三年春被浙东观察使薛苹招游越中，元和四年春回长安任校书郎。而元和四年三月,元稹使蜀还，分司东都。五年贬江陵府士曹参军，九年移唐州从事，十年正月召还长安，三月下旬复贬通州司马，至元和十三年作《乐府古题》吋,仍在通州任上（据朱金城《口居易年谱》）。可见李绅与元白共同探讨诗歌创作就只有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应试时了。元稹所谓“少时”（元稹永贞元年二十七岁）即指此时。可见当时李绅与元白时相往来，商讨学业，切磋诗艺，在创作新题乐府诗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据上表可见，贞元二十年至永贞元年，李绅虽然参勻过关于

8、新乐府诗的讨论，但是李绅勻元白三人的有关讨论只是在应试闲暇时切磋诗艺的话题之一，偶然涉及，且为时不长。三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应试，不可能在其中投入更多的功夫。元和四年丁母忧后的元稹二月至长安，三月即使蜀,李绅与元白三人只能会面匆匆旋又分散。李绅的《乐府新题二十首》作于本年春由浙东返长安任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