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探索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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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管理创新】杭州探索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杭州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回应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长期困扰中国学界的三个问题，即在共产党长期执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建立什么类型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形态的问题，民生供给和服务最有效、最公平的实现方式的问题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点与突破口的问题。其结论是三个概念及其相应的实践：复合组织、民主民生和民生民主。“复合组织”，杭州和学界称之为“社会复合主体”。这是杭州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突出特征。“社会复合主体”这个提法值得商榷，因为以西泠印社、丝绸女装行业联盟、西湖运河西溪湿地改造工程、市校联盟为代表的复合组织

2、，并不是单纯的社会性组织，而是社会组织、企业组织、政府组织、文教科卫媒体组织的组织资源和体制优化配置的产物。这样的复合组织，放眼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稀缺的。因为在西方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概念中，都是以社会组织、企业组织与政府组织相互制约和对立的立场和关系界定为前提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力图把国家和社会关系置于一种彼此对立又能够彼此相容的关系框架内。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政治学的罗尔斯正义论、社会学哈贝马斯的第三域等，都是针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或失衡，提出重构和平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创新性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是基于“人性偏私”和“国家是必要的

3、恶”，因此设计和实践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基本是一种相互不信任又相互依存、彼此对立和监督的关系。杭州复合组织的创建和运作，彻底超脱了西方有关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构架，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可以实现各种组织内部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形成新的竞争力和体制优势。这表明，中国完全可以不走西方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与政府对立和制约的社会结构框架的老路，走出一条在共产党领导下体制优化、组织资源最优化配置与各种主体共享的社会关系结构的新路。"民主民生”，杭州的提法多是"民主促民生”。这个“促”字完全可以去掉。民主民生就是民生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由老百姓做主，这是一

4、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实现方式。西方国家实现民生需求供给主要有两种方式：福利化的批量供给和市场化的购买服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之所以发生“结社革命”，是因为公益性的批量供给既满足不了公民的个性化需求、纳税人又对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成本效益提出质疑，于是就有了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化公共管理和服务改革。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来实现社会公共物品的供给，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则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来提供。杭州所创造的民生服务供给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福利批量式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也完全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的政府购买和外包服务的供给方式。

5、民主民生和精细化服务完全是中国特色和独有。“民生民主”，杭州人称之为“四问四权”。民主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政治发展和有关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可持续、是否形成了中国发展模式的重大问题。杭州在民生需求供给领域的民主实践探索，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有启发的破题思路。这些年在各地实证调研的体会使我坚信：基层自治和民生供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破题的两个领域。自治领域主要体现为决策加监督的民主（西方是“授权加制衡”，即普选加“三权”制衡），尤其是拓展决策参与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主要方向，在决策环节扩大参与，并且把监督与决策参与统一起来。去年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

6、织法》，新增加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就是这样的构架。第二个突破方向就是社会建设和民生供给方面的民主。这有别于西方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民生供给方式。民主是需要动力的。杭州和成都等地的实践证明，民生需求供给是民众最感兴趣、最有参与动力的领域。杭州市在庭院和街区改造中“四问四权”，比较集中、有典型性地体现了民众对民生领域民主权实现的需求。杭州社会管理的实践创新，说到底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化优势、市场化思维、民主化方式，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实现整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体的资源共享和优化配置，实现社会主义全域内的大协同。“复合组织”的

7、体制性组织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相结合的组织建构新形式，既不同于个人主义的西方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相对立和制约的组织结构形式，也不同于国家主义的执政党和政府垄断社会资源的集权型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民生”的公共服务机制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供给形式，既不同于西方社会大包大揽的“福利化供给”机制，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革命中社会化政府购买的“市场化供给”机制。“民生民主”的制度性发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独特路径之一，开辟了不同于经济领域的“资本民主”和政治领域的“权力民主”的新面向，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新领域

8、和新形式。这都是我们中国人的独特创造，值得呵护、总结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