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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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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干部以数谋私以数敛财心得体会一段时间以来,不少落马官员自曝,其失足落马多与日常的各种圈子有关联。比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其九成受贿赃款来自3名朋友,他在法庭最后陈述时表示:"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而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也未能跳出这样的“腐败俗套”,即便到了法庭上,他依旧自称是被身边“朋友”拉下了水。其实,官员落马本质上仍在于个人底线的失守与价值观的扭曲,先有官员在对待权力、金钱等问题上的摇摆不定,然后才会在“朋友”、“同乡”、“下属”、“战友”等人际关系的侵入
2、下,屡次实现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将个人贪腐归咎于各种社交圈、生活圈,尽管未必全是卸责,至少也是在部分推脫个体的责任,并不足取。贪腐就是贪腐,落马官员首先应该检视的,是自己为什么会丧失警觉,一头扎进以权换钱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江苏省此番严管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将管理触角延伸到官员的8小时以外,不是对官员私生活的粗暴干预,更不是不允许官员有正常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为官有所不为”的善意提醒与警示。这种措施能不能真正起效,关键点其实并不在于让官员远离同乡会、同学会、同事会、战友会等场合,而在于官员自身能不能禁得住利益诱
3、惑,能否管得住自己手中的权力。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负败,只要官员分清公域与私域,边界清晰,人际关系就可能是积极和健康的,甚至还有可能有助于其调查研究、接触实际。能量,也不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必然通向腐另一方面,除了禁止官员与“朋友”相互提携、互通款曲之外,还应该辅以严格的制度,以避免决策于私门、私人。这就要求尽快完善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在选人用人制度、经济运行制度等方面,明确相关程序,扩大信息公开,畅通监督举报的渠道,务求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方才可能减少个别官员私下干预的可能。说到底,权力本身往往有着“任
4、性”的冲动,即便不是为了贪腐,也会产生某种脱离约束的力量。惟有多画一些“圈儿”,多一些眼睛盯着,做到权责相当,方才有可能驯服桀鹫不驯的权力。【基层干部以数谋私以数敛财心得体会2]官员滥用公权力是典型的官场腐败,普通人滥用权力则是更为泛化的社会腐败。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认为,普通人权力滥用的根源在于公权力的滥用,因为某些公权力时常侵犯个人利益,个人难以与公权力抗衡,就会过度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任何一点权力,甚至不惜损害其他人的权益。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普通人滥用权力缘于官员滥用公权力的示范,社会腐败缘于官场腐败的示范。
5、相信很多普通人会认同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意味着,先有官场腐败的“诱因”,才有社会腐败的“结果”,官场腐败要为社会腐败承担责任,参与官场腐败的官员,要为参与社会腐败的普通人承担责任。这样一来,那些参与了社会腐败的普通人,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解脱,他们当然要乐于承认官场腐败的“示范效应”了。从直观情形看,官场腐败的确对社会腐败具有“示范效应”,但是,从深层次的内在机制看,更多的时候反而是,社会腐败构成了官场腐败的基础,对官场腐败形成了某种“储备效应”。因为绝大多数官员最初都是从民间社会成长起来的,受社会腐败的熏陶,他们的
6、体内已经埋下了腐败的种子,进入官场之后,腐败土壤更加丰厚,腐败种子迅速开花结果,于是一发而不可遏抑。即便有少数官员实际上由“世袭”而来,他的生活和成长也与社会不无关系,他或多或少也会受到社会腐败的影响。社会腐败与官场腐败的某种“同构关系”,来源于普通人与官员在人性上的某种“同构关系”,一些普通人虽然也痛恨官场腐败,但对参与腐败的官员却往往充满了理解甚至羡慕之情,一旦自己有可能也腐败一回,无论是作为普通人只能参与社会腐败,还是登堂入室成为官员参与官场腐败,他们都是不惮于抓住机会并把机会用满用足的。当年,鲁迅目睹北京
7、胡同的市民把煤灰从家里搬出来,直接堆积在大街上,致使街道每日增高,街边的房子每日降低,他不无悲凉地写道:“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大约国民如此,是绝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基于对国民、议员、政府三者之“同构关系”的认识,鲁迅对以制度建设改良政府、以反腐败手段澄清吏治不抱多大希望,而认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
8、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华盖集•通讯》)鲁迅说的这个办法,就是通过“思想革命”逐步改造普通人的思想、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官员的思想、改造“官性”,通过治理普通人腐败和社会腐败,以更有效地治理官员腐败和官场腐败。以上分析并非要为官员滥用公权力做辩护,也并非主张对官场腐败予以赦免,而是要探究普通人滥用权力与官员滥用公权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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