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司马光—胡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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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胡文辉：制造司马光辛德勇先生近岀的《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來口原题《汉武帝晩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的长篇论文，至于其主旨，由前后两个题口已略可窥见。只是我检读Z下，并不觉得司马光“制造”了汉武帝的政治形象，倒觉得是辛先生“制造”了司马光的学术形彖。司马光像辛著篇幅无多，但颇引起学界注口，亦不乏争议。针对原论文所见的种种疏失乃至硬伤，李浩先生冇《“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晩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一一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一文（原载《屮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基于汉史基本文献已作了扎

2、实的辩驳和澄清，在史料层面已相当充分，只是在逻辑层而似未达一间。他以为“《通鉴》冇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事的记载出自刘宋王俭的《汉武故事》，司马光采录该书刻意构建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彖，完全不可信据”系辛氏立论的根本，仍嫌未屮要害。以下仅就其要点中论一二，以作补遗。辛说的根木逻辑，其实相当简单：其出发点，是认为汉武帝的轮台诏只代表军事策略的局部调整，不代表政治路线的全盘改易；由此引出其结论，武帝的晚年政治形象——也即改变政治路线Z举一一只是出于司马光的虚构。但问题在于，辛对轮台诏的看法，还只是相当孤立、生硬的一家Z言，

3、只是一个明显缺乏史料支撑的假设，在第一章里，还只是用了“与其说……倒更像是……”这样的揣测语气；但到了第四章，他却将自己对轮台诏的假设当作了无需证明的前提，改用“不难看出……显而易见……”这样的确定语气，进而径指司马光臆造了汉武帝晚年改变路线的史实。也就是说，辛对司马光史学的严重指控，仅基于一个假设z上推衍出的另一个假设，而且，这两个假设都缺乏真正的文献证据支持。说到这，辛先生的支持者或许会跳起来：辛著第二章“《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Z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第三章“《汉武故事》所记史事初不足以凭信”

4、，那不是文献证据吗？对此，我是这么看的：司马光确实参考、利用了《汉武故事》，但绝非无所节制；比勘辛著第二章提供的两造文本，司马光直接袭用Z处，也只“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一句而已。同时，就《汉武故事》的文本来看，并未特别突岀武帝、太子两者的政见歧异，何以见得《资治通鉴》就是根据《汉武故事》而建立起“汉武帝与戾太子z间治国路线分歧”的描述呢？此其一。更重要的是，武帝与太了的路线冲突是一个问题，但武帝晚年改变政策又是另一个问题了；就算证明了司马光据伪史虚构岀前者，也绝不等于证明司马光同时虚构了后者啊。换句话说，对辛的根本结

5、论来说，司马光引证《汉武故事》的问题根本游离于外，无论此问题的论证成立与否，都只是一个不切题的论证，也即无效论证；辛著费了最多的功夫讨论《汉武故事》问题，并将这个论证（第二、第三章）置于其假设（第一章）与结论（第四章）Z间，只是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已作出详实论证的假象而已。此其O汉武帝像辛先生一贯的撰述作风，是以“史料”见重，那么，我且从逻辑层面转到史料层面。前而已说过，辛的立论，只是假设Z假设，而更致命的是，这前后两个假设之间，实际上是无法衔接的一一即使将轮台诏不代表武帝全盘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假设作为前捉，也并不能得岀司

6、马光“制造汉武帝”的结论；因为，要证明司马光有意编造了武帝晚年政治形象，首先得证明，在司马光之前，从未有人“构建”过汉武帝晚年改变政治路线这一历史叙事。易言Z,这实际上可归结为一个“言有易，说无难”的史料学问题。关于此问题的“说无”方面，辛根木未作任何论证，而“言有”的论证，却是我很容易作出的。最早指汉武帝晚年在政策上改弦易辙者，本就近在眉睫，正是班固——作为轮台诏唯一权威的史料提供者！就辛著第一章所引的《汉书•西域传》，已可见这样的描述：“上既悔远征伐”，“上乃下诏，深陈既往Z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

7、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这还不算武帝改变其军事冒进策略的证据吗？“既往z悔”，是不可能仅指个别军事战略的。好吧，再看《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Z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Z务，在于力农。”再看《四域传》末尾的赞辞：“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酣，莞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Z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是以末年遂弃轮台Z地，而卜:哀痛Z诏，岂非仁圣Z所悔哉！”这样还不够吗？李浩在商榷文章中已拈出这两条史证，并特别指出，“岂非仁圣Z所悔哉”八字足破辛说，是很确切的。所谓“

8、下哀痛Z诏”，足证轮台诏是针对全盘性的政策而言的，“哀痛”云云，对象明明是天下生民，怎么可能只限于一二战役呢？当然，在逻辑上，我们可以保留一点疑虑，东汉人的记录并不等于就是西汉时的历史真相，《汉书》并非真正的“原始史料”（此语见田余庆《论轮台诏》），已包含了“重构”成分，《汉书》的文本证据并不能绝对证明武帝晚年的政治转向。可是，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