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户规模变化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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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庭户规模变化与对策【摘要】家庭戸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规模大小除受人类的自然规律制约外，还随社会的变革、人的自然灾害而变化，同时乂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关联。因此，研究与探讨家庭规模的变化及其所带来的问题与对策，不仅是学术界瞩目的一个课题，也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问题之一。【关键词】家庭户；规模变化一、变化原因及趋势家庭户，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单位。其规模z大小，就个性而论，各有成因，就共性而言，既有其内在因素，也有外部条件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都有着不同的社会环境以

2、及观念意识。屮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闭关自守的政策给国家、民族间的往来交流设置了重重屏障。在中国文明史上，封建宗法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为时最长。清代出版的《增广贤文》里就有“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话。作为封建社会重要的启蒙教材之一的《幼学琼林》，亦列举了汉朝姜肱兄弟共睡一张大被，虽婚也不离以及隋朝田氏分家，庭院紫荆突然枯萎的故事，规劝人们和而亲，不分家，并告诫说“手足分离，如雁行之折翼”。《教儿经》言辞更其，把兄弟分家以忤逆论。在如此众多的封建宗法、伦理思想的灌输下，家族观念可以说已根深蒂固。解放

3、前的农村，无不把大户人家奉为楷模，小家小户则倍受欺凌。故此，不论大户，小户人家，老一辈或依家法，或靠规劝,都在尽力实现或维系着一个大家庭，并以此为荣，据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安邑县志》记载，永乐十年（1412年），安邑户均7.27人；成化八年（1472年）户均8人。又据《介休县志》记载，永乐十年介休户均10.7人，嘉庆二十八年（1549年）户均12.2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户均11.69人，家庭户规模如此Z大，不能说不是封建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维系的结果。尽管宗法观念一直在为维系大家庭规劝呼号，但家

4、庭户的规模并非直线上升或保留在一定的水平线上。从众多的历史资料屮，我们可以发现家庭户规模的大小，如同温度计一样时时在度量着社会。光绪三年（1877年）稷山县有28234户，224387人，户均7.9人。三年大旱Z后的1880年，全县留有21698户，74716人，户均3.4人。家庭户规模变化之剧，是当时社会黑暗、灾难之大的如实反映。纵观丿力史，家庭户的规模从来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多是起起落落。凡大落年份，不是逢旱、便是地震、瘟疫流行或兵荒马乱。介休县1934年户均4.68人，1936年为3.95人，到1949年减为

5、3.76人。同样是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的连年战事所致。安邑县成化八年（1472年）户均8人，据史料记载，由于连年大旱，民饥多逃，嘉靖三年（1522年）户均仅2.9人，为家庭户规模史上一低谷。这个县，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户均5.28人，后多兵事，仅二年时间，户均人口降到3.89人。新中国建立Z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也经历过战争，也经受过百年不遇连续三年的大旱，但由于社会制度的优越，人口发展始终是平稳的，没有大的起落。五十年代，运城市户均人口由4.18±升到4.66；六十年代由4.66上升到5.13；七十年

6、代到1978年仍为上升趋势，为5.1701978年之后，由于农村改革，责任田下放，加之计划生育初见成效，户均人口开始下降。八十年代继续为下降趋势，到1990年户均3.97人，较全国户均3.96人高0.01,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运城市户均4.5人，低了0.53O二、规模趋小之利弊家庭户规模趋小是半今社会发展的必然。在没有大的战乱，没有大的不可抗拒的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家庭户呈缩减趋势，乃是社会发展的象征与标志。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对家庭户的变化影响很大。在资本主义社会，口从出现

7、大机器生产Z后，家庭户的规模急转直下，很快向小的方面转变。就城镇与农村而言，一般比较发达的城镇和相対落后的农村，在规模上亦有不同，一般城镇比农村小。第四次人口普查，地处运城市城区的五个办事处，户均3.26人，而在边远山区的上王、三路里、西姚，户均都超过了4.5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户均人口已明显地呈现出趋减势头，亦是生产力得到发展的反映。小家小户不再是贫穷落后的标志，而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升华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家庭户规模变小，有利于经营、管理，冇利于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在农村，老年人

8、保守者居多，对改革，对新生事物，对新的技术等等接受得慢，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一家一户不需要动多的脑子，这个弊端还不十分明显。自责任田下放后，加之改革开放洪流席卷农村，情势就大不同了，往往一个保守的决策会耽误一料庄稼或一个赚钱的机会。面对新的机遇，勇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一代便纷纷与老一代分居，迎接新的挑战。这个变化，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