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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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的思考政治生态问题的重要性，在当前一些腐败窝案集中发生地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山西吕梁、广东茂名、湖南衡阳、安徽萧县和泗县等地，均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这些地方政治生态中正常的规则、风气、导向均遭到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的严重破坏，乱象丛生，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而在这些地方进行“灾后重建”、净化政治牛态的路径选择同样具有标本意义。一、多地基层政治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复杂性及其危害性不容低估最近，吕梁腐败窝案震动山西。正在接受调查的山西原省级领导聂春玉、杜善学、白云曾先后在吕梁任市委书记、副书记，而吕梁市级领导也有多人被调查。同时，多位吕梁本土富豪被带走调查。官商

2、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是吕梁腐败窝案的典型特征。今年初，湖南衡阳发生破坏选举案，包括时任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纪委书记、组织部长在内的衡阳一大批党员干部在案件中严重失职、渎职、违纪，人数近500人。近期，广东省委通报了茂名腐败案，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原副市长陈亚春、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落马，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一些腐败窝案不只侵蚀领导层面，而且侵蚀到下属部门和基层干部。在安徽萧县，因2012年原县委书记落马，“牵连”100多名干部被免职，暴露出该地政治牛态被“关系经济学”严重侵蚀：以

3、原县委书记为核心，以礼金为维系关系的纽带，人数多、涉及面广，上至县委常委，下至普通干部。萧县被免职的干部包括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县领导班子成员，县财政局长、县交通局长、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一把手。在安徽泗县，因涉及原县委书记晏金星贪腐案，当地先后有40多名干部被免职，其中大部分是乡镇一把手和县直单位一把手。上述案例表明，腐败官员“一挖一大片，一提一大串”，显然已不是个别人、个别部门的问题，而是当地政治生态整体上由表及里都出了问题：表面是一把手“领衔”买官卖官，深层次是官商同盟圈、官场利益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基层政治生态圈，权钱交

4、易、“劣币驱逐良币”的潜规则代替了正常的干部选拔规则，基层政治生态被污染的严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其复杂性及其危害性不容低估。一把手“失控”给基层政治生态致命一击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于一把手的权力失控。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在广东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潘多拉盒子”的人，将所谓“市场逻辑”引入官场，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2002年至2007年，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曾被戏称为“周大炮”——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放空炮”，只停留在书面上、讲话里，根

5、本没有落到实处。但周镇宏却顺利升任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这样一个说空话、搞贪腐的人被重用，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到了他主政的时代，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常态化了。在安徽泗县，晏金星被一些干部私下称为“帽子书记”。自2002年2月至2012年9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10年间，晏金星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收受钱物批发“官帽”。晏金星“卖官”所传导的错误用人导向和价值观加剧了当地政治生态的恶化。“当官就是跑官、买官、卖官、送官、保官，循序渐进。”泗县一位退休干部这样形容晏金星在任时的官场风气。官商同盟圈、官场同盟圈代替了正常的政治生态圈在一些腐败

6、窝案发生地，领导干部与商人的正常来往、干部之间的正常交往已经被金钱和利益完全取代，形成了畸形的官商勾兑同盟圈和官场利益同盟这些子的形成，从深层结构上破坏了基层政治生态，使清廉之风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一些煤炭等资源富集地区,由于老板多，其政治牛态更加错综复杂。前几年煤炭行情好的时候,煤老板一夜暴富，挥金如土，让一些领导和普通干部“羡慕不已”，最后这种畸形的经济生态渗透到党政机关，改变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在煤炭大市吕梁，多年来官商勾结在民间已是公开的秘密。官员没有企业幕后的赞助，“进步”无从谈起；企业没有官员幕后的支持，寸步难行。日梁当地干部、群众至今还谈论2009年日梁“公推县长人选”工作中

7、的故事。一些副县级干部花了数百万元后仍落选，有的落选者大病了一场；有的借了企业的钱无法偿还，后悔得肠子也青了。这次推选也显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经济实力强的市县“推出”的人选较多，经济实力差的贫困县石楼县、方山县没有人选被“推出”。与官商同盟圈共存的还有官场同盟圈：在失控的权力周围，形成了越织越密的关系网，并且催生了“卖官揭客”。据报道，罗荫国、杨光亮等都是本地干部，在当地官场深耕多年，从农村基层干起，当过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