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守望城市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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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记忆”——守望城市文化传统一个值得认同的“城市记忆”，应该是人类共同的记忆。而在现实的城市发展中，很多“城市记忆”物化为现存的城市景观，成为具有城市文化特色的“历史地段”。正如故宫、天坛对于北京；西湖、灵隐寺对于杭州；外滩、豫园对于上海；中山陵、夫子庙对于南京、瘦西湖和“烟花三月”的概念对于扬州一样，城市的历史积淀，既是城市本身的记忆，也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赋予城市以个性化的生命。“城市记忆”——“城市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一城市是人类记忆的集中地，是人类记忆文化的大“容器”。芒福德认为：“在城市发展的大部分历史阶段中

2、，它作为容器的功能都较其作为磁体的功能更重要：因为城市主要地还是一个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赞者。……城市社会的运动能量，通过城市的公用事业被转化为可贮存的象征形式，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到W·M·惠勒（W·M·Wheeler）的一系列学者都认为，社会是一种‘积累性的活动’，而城市正是这一活动过程中的基本器官”。[i]城市是一个文化容器之说，鲜明地揭示了城市在人类文化进化方面的作用与功能，纵观人类城市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人类文化成果总是产生在城市里，无论是西方古希腊罗

3、马城邦创造的人类文化奇迹，还是同时代中国春秋战国文化黄金时代创造的“百家争鸣”的城市文化，城市文化始终是一种资本存在形式，而没有被人们所正视。本文论及的“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是受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启迪和影响，并从个人文化资本——教育和相关文化资源的意义上，延伸到“城市文化资本”。从文化资本意义上认识城市，我们会发现城市又有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层面，包括新功能的演绎。[ii]“城市文化资本”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是强调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财富的“资本性”意义，如城市自身历史的物质文化遗存，流芳千古的人物及精神

4、价值，以及城市自身创造的一系列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都具有鲜明的资本属性和资本意义。[iii]在这一认识角度上，芒福德的学术观点进一步证明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价值。“用象征性符号贮存事物的方法发展之后，城市作为容器的能力自然就极大地增强了：它不仅较其他任何形式的社区都更多地聚集了人口和机构、制度，它保存和留传文化的数量还超过了一个个人靠脑记口传所能担负的数量。这种为着在时间或空间上扩大社区边界的浓缩作用和贮存作用，便是城市所发挥的独特功能之一，……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著名哲学家，散文作

5、家和诗人）讲得很对，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iv]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历程，城市留下片片记忆，而这城市记忆是可以信手拈来的，如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北京的长城、前门；西安大小雁塔等，这些“城市记忆”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既是城市所属的财富，也是人类社会的财富，并以城市文化符号形式和“城市文化资本”形式存在与发展着。仅就中国城市而言，几千年华夏文明积淀下来的以北京为代表的“京派文化”、以上海为代表的“海派文化”，以香港为代表的“港派文化”均构成巨大的无形资产与“城市文化资本”形式，而且这些资本形式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的资源属性

6、，自身既产生永续的人文意义与情节，又具有无限的与时俱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甚至在很大程度还构成了个人“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心理符号。“城市记忆”是被集体感知的文化认同。一座城市就如同一场戏剧，无数种要素构成了城市存续过程，城市的主体是人，城市中了存在着戏剧情节——主角和配角、高潮和低潮，这些人的活动与城市的场域构成“城市记忆”活的要素，因而使城市生活显得丰富多彩。城市景观中的各个部分，组合成一个相关的模式，犹如一个舞台，“城市记忆”可以被视为是具有可读性的（legible）。在人们心目中存在着的“总意象”（capsulei

7、mage），也可以视为“整体感知”，我们把这“总意向”或“整体感知”可以看作是“城市记忆”的集中表述，即一般人对“自我经验”或“他人经验”的一种认同或“共享认同”及感受。“总意象”即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单元所给予人们的总体印象，构成城市的“整体记忆”，如广州是“花都”，哈尔滨是“东方莫斯科”、苏州是“东方的威尼斯”，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个人的记忆，同时也是城市个性的要素特征，这种“共性感知”通过一个共性认同的语言的总结，把一个城市最有代表性、是主要的特色意象特色划出来，最终形成城市的“集体记忆”。“城市记忆”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

8、象和感知，或者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在城市设计者与建筑设计者眼中早就被提到重要位置，城市美学、建筑美学、景观美学等研究都是从不同的层面在研究“城市记忆”的要素。在事实的发展中，城市社会的转型与“城市记忆”重新构建的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如当城市古典意义上的建筑文化区或建筑文化群群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