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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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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建设体制背景分析我国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的转型面临着三个不可回避的体制背景:一是决策责任主体过于集权;二是整个决策程序不完善;三是当今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大环境影响了问责纠错的实施。要实现决策问责纠错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需要联系我国的决策制度环境进行考量,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同时实现这一冃标。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榕局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一形势呼吁着完备而科学化的行政决策过程。决策是党和政府重要的权力和职责,针对不良决策后果所展开的问责和纠错是行政决策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
2、完善和规范的决策问责与纠错却迟迟没有得到落实,更没有及时转型为效果显著的制度。因此,对转型闲境屮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的分析是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同时也有积极的政治社会意义。一位美国学者在一次企业调查中,向管理者提出三个问题:“你认为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每天做什么花的时间最多?”、“你在履行职责时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结果他得到的答案中90%以上都是“决策”。的确,决策对于企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风云变幻的商场,不同的决策,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可以说,决策的优劣,将直接决定一个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
3、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决策失误带來的损失是巨大的,而•且往往以好心办坏事为由而不予追究,致使决策失误越来越频繁,给党和人民带来的损失越来越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有十六处谈到决策,对决策科学化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意味着対决策失误必须问责,同时不断完善纠错机制,尽可能避免重犯类似错误。决策、问责与纠错决策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巴纳德(Ch.Banard)和斯特恩(E.Stene)在管理学界对分权问题的探讨,60年代西蒙(ILA.Simon)対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
4、了开创性研究,倡导“决策”概念和理性决策模式,被誉为现代决策学的奠基者。①管理学界和政治学界对“决策”已有诸多经典定义,本文所使用的决策概念即行政决策,指的是拥有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出决定的活动及过程。由此定义可知,第一,在中国,行政决策的主体是党和各级国家机关;第二,行政决策的目标是国家社会事务,必然与国家政治体制之外的社会产生关联;第三,行政决策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一个完整过程。“决策过程”的倡导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CharlesE.Lindblom)指出
5、,某人或某些人必须为社会作出一些政策选择,而其他人则只是接受决定;决策任务或职能必须被占有或分派。②这些作出政策选择的人就是决策主体,是任务或职能的占有者,同时也是决策责任的承担者。陈志斌(2004)认为,“所谓问责制就是在某项活动中针对相应的权力明确相应的责任,有权力就应有对等的责任,并对相应责任履行进行严格地科学考核,及时察觉失责,依据相应的失责度量对当事人追究和惩罚,靠'问'的'制度化’来保证'权责对等'实现的一种机制”,③汪杰贵和周生春(2010)认为,界定问责机制的四个方面包括:主体和客体两个构成要
6、素、通过责任追究实现权责一致、在明确问责关系的前提下实现问责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问责过程屮问责机制可以细分为不同的制度。④这意味着,一方面,问责主体需耍被明确、问责需要及时进行;另一方面,问责应该成为针对决策后果的一项常规化制度。决策纠错机制包含决策防范机制和决策纠止机制两部分,是从减轻决策失误的消极后果出发,针对决策中存在的失误直接给予纠错,通过预防和纠正决策失误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⑤它纠正的决策失误既包括渎职、腐败等故意失误,也包括决策过程合法但结果不理想的行政决策行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政府纠错机制
7、是一种基于合理、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法律许可的多种或多元的主体共同和交错行驶权力、履行职责、发现和改正政府管理和政府公共管理问题以至错误的系统功能。⑥对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系统而言,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是不可或缺的,但多年来我国的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却不完善,问责与纠错迟迟没有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其实,早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决策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健全纠错改正机制S2009年中共十七屈四中全会又指出“落实重大决策报告制度,健全决策失误纠错改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2012年屮共第
8、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屮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决策问责和纠错机制得到高度重视和多次强调,这是转型的有利时期。但与此同时,决策问责和纠错机制也面临着转型的种种困境。本文认为,决策问责与纠错机制转型在体制方面面临三大背景,它们的存在抑制了问责与纠错的实行。决策问责纠错机制转型的体制背景责任主体过于集权。我国的决策主体主要是屮国共产党和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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