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九司法解释受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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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修正案九司法解释+受贿数额刑法修正案九受贿量刑“数额+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捉高贪腐成本。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掠，无疑才能让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为社会各界的焦点。此次人人审法，从嫖宿幼女罪的存废，到暴力袭警罪的重罚，都引來关注。而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同样是社会关注多时的问题。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对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划分：不再具体列出贪污数额，而是分成贪污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而现行刑法中，是按照“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不满5000元"四类贪污数

2、额，分列出刑罚标准。相比Z下，这样的具体数额，不合理性显而易见。比如，河北秦皇岛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光家中就搜111了1.2亿元现金，已经远远超出10万元，但也只能按照10万元以上来量刑。从公开报道看，因为贪腐5000元或者5万元被处理的官员，也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看，这一规定显然不合时宜其至难以严格执行。所以，将贪污数额分成“较大”“巨大从特别巨大”三档量刑，虽看起来比较原则，但无疑是实事求是Z举。与改变具体数额的规定相比，另一个变化同样重要一一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不再简单与贪污金额挂钩，还同时兼顾考虑到“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別严重情节”。前些

3、年，内蒙古阿荣旗检察院原检察长刘丽洁，曾因“借豪车”被质疑。这样的借款、借物，免费使用豪车、豪宅，在新的法条下，或许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认定了。“数额士情节”的模式，显然更有弹性，也有利于提高贪腐成本。不过，这样的规定，也难免让人产生一些担心。冇不少网民认为，删除具体的标准后，自由裁量空间扩人，立案、最刑等环节，容易滋生腐败问题。打消这样的顾虑，需耍具体的司法解释跟进。其实，通过司法解释甚至具体的司法实践，來根据不同情况精确地调整具体的标准，也是更科学的选择。法律并非“死”的规定，而是应该有“活”的调整。只有通过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民意不断对话，法律才能寻找到最好的切入点，真

4、正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贪污受贿“5000元起步”的标准，形成于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价水平，就能对这个问题有更直观的感受了。当然，法律也必须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法律权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稳定性和变动性之间寻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题。应该说，经过近三年强力的打虎拍蝇，反腐败己经进入了一个攻坚期、深水区。国内外都有很多舆论，在看反腐败“往哪里走”。在这一阶段，让反腐败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是必然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断修订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举、以法律支撑，无疑才能计反腐败走得更稳、走得更好。扩展阅读9月27日，在2016年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

5、峰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收受礼金罪覚刑法修正案（九）H2016年开始起草，收受礼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关反腐而备受关注。制定收受礼金罪的用意，在于弥补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与反腐要求的脱节。不仅如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经多处了解，刑法修正案（九）还将对受贿罪量刑进行规范化，受贿罪量刑标准将不再以5000元、5万元、10万元三个“尴尬”的数字为量刑标准。拟增设收受礼金罪“收受礼金罪将是独立于受贿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贿罪的附属罪名"，9刀28日，刑法学权威、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储槐植告诉记者。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

6、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意味着，“被告人构成受贿罪，必须在主观上和客观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储槐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变相受贿行为，即官员慢慢被收买，却无法证明其为他人谋利S“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腐败分子的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最后进入司法程序吋，受贿数额却只有儿千万、儿百万的原因，大量的贪腐金额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找不到因果关系”，一名接近立法机关人士说。除此Z外，缺少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还会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多名刑法学者证实，收受礼金罪己写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国家工作人员只耍收受礼金达到一定数额

7、，哪怕证明不了为他人谋利也可以定罪"，储槐植说。“当然，收受礼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贿罪轻一点”，他说。在上述接近立法机关人士看来，增设收受礼金罪，是中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协调的问题。我国已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的行为是与其职务行为相关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并未包括“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呼吁设立收受礼金罪最早出现在1997年，刑法学者周振晓当年在《杭州人学学报》的一篇文章中建议，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收受礼金罪。亦有刑法学者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