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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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腐败是政治肌体上的恶性肿瘤，反腐倡廉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对腐败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纵观历史，对腐败的论述大都偏重于从法律、制度等外部措施上预防、惩处腐败，而对腐败产生的内部机制则不太注意。即使有之，也往往失之片面。因此，根治腐败的对策也就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本文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有关观点，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企求能对当前我国的廉政建设有所启示。         按照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任何政治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发生的，都有特定的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腐败，归根到底是政治行为的异化，它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以权谋私。多数学者对腐败原因的分析也大多从

2、以下三方面进行：         其一是主体论。它从权力主体方面寻找产生腐败行为的原因。诸如人性说，它将腐败归结为人类本性或个人品质的缺陷，认为腐败的产生在于人类贪得无厌、趋乐避苦、自私自利的本性，或个人贪图享乐的恶劣品质；需要说，它将腐败视为因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所采取的非规范的行为方式，认为在物质财富匮乏的状况下最易发生利用职权牟取私利的行为，故而腐败的过程便是满足个人或团体需要的过程；道德说，它将腐败现象的发生看作个体贪婪邪恶的追求能力与道德标准选择结合的结果，认为公职行为的腐败是权力和道德规范蜕变的结果。         其二是客体论。它从趋附于特定权力的人们行为方式

3、上去探索腐败根源。如纯客体说，即认为权力客体（人或物）的非规范行为或诱惑是导致公职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客体-制度说，即从客体对权力的腐蚀行为与制度之间的联系寻找腐败的根源，它将腐败过程描绘为：特定的不完善的制度弊端刺激客体--客体施发腐蚀行为--权力腐败--产生示范效应，导致腐败范围的扩大，其典型是寻租理论。         其三是环境论。它深入到权力的生态环境（特有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等）中去寻找腐败根源。它又分为结构说、传统说和价值说。如詹姆斯·司各特认为，东方人送礼的习俗“深深根植于社会联络和地位差异的精密网络中”，这是一种象征性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4、，就行为本身而言，在这些社区并不视为一种腐败，但“随着西方制度形式的引入使得传统的礼物交换转换为腐败”。         从主体、客体和环境三方面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主体论难以解释为何在物质财富较丰富的西方发达国家中的腐败也难以遏制；客体论难以解释大量非寻租腐败现象的存在；环境论更难解释在同一生态环境中运行的公共权力，为何有的发生腐败，有的则没有。即使如此，三种分析模式都提供了一种解释腐败原因的思路。但是，它们均没有解释清楚行为主体是如何使潜在的腐败动机和机会变为现实的。公共选择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思路。         二      

5、   公共选择理论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它认为，每个经济人都具有理性，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有自利性。它还把政府-政治过程看作类似于市场的交换过程，提出了“政治市场”的概念。所谓“政治市场”是指人们参与政治活动时与其他政治个体和组织发生关系的场所。与经济市场相似，政治市场也由供求双方组成，需求者是选民和纳税人，供给者是政府和政府官员。无论是选民还是政治家，在进行选择时都要先对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计算。如果一项决策给他带来的收益大于他投赞成票时所承担的实际成本，那么他就会支持这项决策；反之，则不支持甚至反对。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自利性。在现实

6、中，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有联系。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府公职人员和公众在政治市场中不只是通过投票，有时还通过货币，即权钱交易来进行决策。政府官员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公众的选票，另一方面又通过权钱交易谋取金钱满足私欲，还可用金钱谋取更大的权力。行贿者则可通过权钱交易谋取更大的利益。正由于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都存在交换现象，因此，可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腐败行为。         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以权钱交易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现象在不断滋生蔓延。从表面上看，权钱交易是国家公职人员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公共权力嬗变为

7、私人权力的政治过程。然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权钱交易作为一种腐败现象，它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实现过程，交易双方都实现了各自的利益，这正如布坎南所言，由于任何政府都是由人组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人去完成的，因此，组成政府的这些人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人的性质，以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为行为准则。他们恣意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并违反和损害公共利益的特性，已为无数的政府部门的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事实所证明。在公共权力的腐败过程中，政府公职人员、公众和行贿者都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都试图谋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从政府公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