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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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大公报》１　选题缘起    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

2、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　《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    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２.１　

3、英敛之时期　　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确立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②　　２.２　王

4、郅隆时期　　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这些举措让《大公报》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了《大公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号召知识分子献言献策。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不幸沦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背离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王郅隆时期也成为“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最低的记录”③。　　２.３　新

5、记《大公报》时期　　1926年至1945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④1926年夏，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进入了它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年代。此时，《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四不方针”是《大公报》的自律，也是新记《大公报》最具特色之处。与此同时，《大公报》接续了英敛之时期的言论主张，但是更强化了文人办报的民间立场，即为“文人论政”。　　1936年，《大公报》创办了上海版，津沪两版同时发行，发售区域延展到了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津版《大公报》停刊，

6、《大公报》辗转多地，分别创办了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香港版。1945年底，抗战胜利，沪版得以复刊，接着，津版、港版也先后复刊。于是，津、沪、渝、港四版每日同时在全国各地刊行，盛况空前。　　就历史阶段而言，有关新记时期《大公报》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新记〈大公报〉史稿》，《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大公报〉新论》等都是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专门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要么从《大公报》的社评出发，要么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入手，抑或以新闻通讯为切入点，以再现新记《大公报》的历史原貌

7、，评价其历史地位与影响。　　２.４　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清理，仅允许少量民间、党外的报纸继续出版。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大公报》在大陆的各版基本都遭停刊，进行了各种合并及改组。目前得以维持《大公报》原有风貌的只有香港版，在香港发行至今，港版《大公报》成为《大公报》这份百年老报唯一幸存下来的硕果，与《香港商报》、《文汇报》一道，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　　３　学术史回顾    《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作为中国报业的领头军，受到了学界的充分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8、出版了丰富的文献作品⑤。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之际，《大公报》香港馆编撰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作为百年献礼。同时，方汉奇先生组织10位著名新闻史学者及专家分工编撰，编著《大公报百年史》，是一部研究《大公报》历史的集大成之作。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详尽地评述了1949年之后《大公报》的发展、演变，填补了重大的学术空白，具有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