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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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学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的展开　　时间：2002年7月15日　　地点：北京大学勺园　　　　现代性理论与历史经验　　　　薛毅：有个学生告诉我，现在艺术界非常流行两本书：一本是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的抒情诗人》，你翻译的；还有一本是你的导师詹明信（FredricJameson）在北大的演讲录《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据我所知，很多人是通过詹明信的这本书来了解后现代主义，也有很多人通过本雅明的书而迷上了所谓“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如果把这两本书中，艺术家们和年轻人感兴趣的部分组合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后现代主义

2、的个人生活”这样一个主题，当然，人们也在这个框架下理解文学、艺术的功能、用途。詹明信在书中概括出的后现代特征，比如“平面化”啊，取消“深度模式”啊，几乎成为我们这里的常识了，而本雅明所写的“游手好闲者”，更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这两本书，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到九十年代都非常走红。当然，这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很明显，这里有一种特殊的“误读”在起作用。　　张旭东：最近一次大规模译介西方理论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包括詹明信的讲演录和本雅明的翻译。我是在1985年开始翻译的，1987年才译完。在当时，西方理论和中国现实

3、问题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詹明信讲座带进来大量的当代西方最新理论，它代表的是一个“先进”的西方文化形象，这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才是他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等。后者人们不一定感兴趣，但能够得益于它们的总体性问题意识。这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总体性问题的探讨不谋而合。本雅明是当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但是接受者并不在意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而是更多地从他的行文中感受到一种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的魅力。这表面上看有些肤浅，但同样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从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把握世界的认知方式的表现。

4、在当下，中国知识界似乎不再对总体性问题，比如“传统与现代、中国和西方”等问题感兴趣；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从学院专业训练的角度去读书，所以这两本书被接受的思想氛围已经改变。你所说的这两本书的继续流行，必然有其他的、不同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指示社会学背景。我想称之为“误读”大概并不过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两本书都是以分析资本主义或市场、商品时代的文化生产见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还不是一个当代意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但人们却在他们身上找到一种精神上的契合；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真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刷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5、的时候，这两本书的学理和方法本来可以被更好地吸收，但人们却好像只是把他们当成一种文化资本和知识时尚的符号来消费了。当然，我希望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糟。　　我觉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有一种非常本能的兴趣，类似于比如法兰克福学派说的马克思主义加弗洛伊德，一方面需要理论，一种不动感情的社会科学式的历史理论和文化理论，另一方面需要一种富于情感因素的激情，一种有想象力的，能够表达被社会和理论形态所压抑的那种内在集体性、情绪性的精神的内核。当时的文艺风格也充满这种张力，一方面是对形式技巧的追求，一方面是对某

6、种政治性、文化性甚至神秘主义的体验的探索。我自己就是沿着翻译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哲学诗学和艺术理论、当代阐释学理论（特别是保罗?利科的理论）偶然地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并翻译了本雅明。　　从这条路径接近的本雅明是不是“正宗”的本雅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当时所接受的本雅明回应了一种时代性的期待。他的文本所说的与我们当时所期待的很不一样，但这种不同也只有在今天，在我们自身的历史视野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才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本雅明讲到通感，讲到现代性的个人和技术时代的官僚世界的紧张关系，讲到波德莱尔那样的个人如何

7、抵抗现代性的压迫，这些都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理论建构上的东西，作为现代西方“古典与现代”冲突史上的一个兴奋点，本雅明当时并没有被知识界真正吸收。我在译介时虽然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试图把本雅明的理论思路勾画出来，但当时还只是一笔带过，主要兴趣还是在“自我意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风格等非常“八十年代”的问题上。直到现在，或许相当一部分“本雅明迷”也还是把他读解为一种文人意识，游荡意识，和同时代的紧张关系等，都是一种个人相对于时代的诗意的东西。但十多年来，市场化、全球化时代来到中国，本雅明

8、、詹明信的文本具有了非常具体的批判指向和理论意义。　　薛毅：怎么理解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总是有一种本能的、对个人诗意的东西的追求？　　张旭东：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都面临一个类似于近现代西方所面临的生活世界内部的瓦解的历史惯例。新的时代追求金钱、官僚体制等形式化的抽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商品化和分工割断了传统社会有机体的内在联系。这使得人对生活世界的具体性、价值世界的具体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