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设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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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设美好的明天◊范征夫我的童年，是在扬州北乡黄珏农村度过的。从小因家庭生活困难,只念过几年私塾，学的全是孔孟之道一套东西。我家世代以耕种为生,只有父亲范文清当过几年小职员，做过中医，全家人从不过问政治，只是仇恨旧的社会制度，但屮国向何处去，屮国究竟有些什么党派，搞不清楚。1932年，我的家乡发主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把我们家人卷进政治漩涡，我的幼小心灵也受到了强烈的震荡。这次农民暴动，完全是“官逼民反"o1931年秋，扬州一带遭到特大水灾，饿殍千里，民不聊生。国民党县、区、乡政府，不但不设法赈济灾民、废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反而在水灾的第二年，以“重新丈量山亩，整顿山赋收入”为名，无理加重农民负担，至U处派兵催缴田赋，动辄抓人打人，使得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实在难以忍受。1932年秋，在共产党员罗才良、葛广兴及雇农陈有喜等领导下，三千多个农民，手持渔叉、钉耙、钩镰等一哄而起，冲进作恶多端的几个乡、保长家里，搜查出重新丈量登记的田赋册，放火烧毁。接着打开几家恶霸地主的大仓库，把他们囤积居奇的犬批稻谷，全部分给穷苦农民。我的祖先范玉峰是参加暴动的一分子，我目睹了这次暴动的很多壮观场面，从心底里钦佩他们“劫富济贫”的义举。 很不幸，这次暴动只持续了一个星期，就被扬州派下乡的大批保安队血腥镇压了。几位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在临刑前都高喊“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反动政府还把他们的头割下來悬在城门口示众。我耳闻目睹这些情景，头脑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他们为什么不怕死要帮助农民求活路。”当然，这个疑问在那时是不会有人回答我的。1933年至1935年，我到父亲当小职员的地方东海县新浦镇，继续求学，补习国文、历史、地理、英文等课程。我和新浦中学一些学生有了来往，并从图书馆借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夏丐尊等人的著作，如饥似渴地一本又一本的阅读。我除了阅读进步小说外，还每天看报，关心国家吋事的变化。1935年夏，父亲失业，我也失学随他返回故乡。父亲用当了几年小职员积蓄的微薄薪水一百多元钱，在家乡黄珏镇上开了一月小杂货店，我在店里当学徒。1937年7月7日，是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的伟大日子。我在家乡小镇上与各地返乡的青年学生常常聚在一起，谈论国事。大家认为不能“坐以论道”，必须用实际行动，参加救亡活动。于是决定办一份小报來宣传抗可恨扬州国民党县党部不予批准。我们一气之下， 改出《抗日壁报》，每周二次，每次两大张。壁报贴出后，看的人很多，他们从屮得到全国各地抗战的最新消息。在办报过程屮，我接触到南京金陵大学一位大学生卜力夫，他读的书很多，见识很广。我问他“朱毛”是什么人？他告诉我，朱德、毛泽东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负责人。他们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红色根据地，这支队伍有十多万人，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都没有能够消灭他们。他说红军早就主张抗日，共产党反对H本侵略是最坚决的。听了他一席话，使我对红军产生好感，开始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国家、民族、前途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身上。1937年12刀14日，扬州也落入LI军魔掌Z中，我家乡一带的村庄，也遭到日本侵略军蹂蹒。我的两个表兄惨遭日军杀害。就在这吋，我的家乡出现了第一支抗H队伍“抗FI义勇团”。听说团长陈文1928年领导过郎溪农民暴动，一度攻下县城，后遭国民党大军“围剿”。起义失败后，他隐姓埋名，直到抗战开始，才召集旧部十余人,从镇江渡江到扬州、天长、高邮一带高举抗LI大旗，与日军展开血战。我还听说当年参加扬州农民暴动的共产党员李小洲也从监狱出来，任陈文部队秘书长。于是我和办《抗日壁报》的儿位同学到离家八华里的公道桥，参加了抗日义勇团的宣传队。到了宣传队后，我们来自各地的几十个青年学生，身穿草绿色军装，腰系手榴弹，每天聚集一起，排练唱歌、演戏，大半时间到甘泉山、公道桥、黄珏镇、菱塘桥等乡镇去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并搭起木台，站在上面向群众发表抗日演说。当时，我们唱得最多的 歌是岳飞作词的《满江红》和《流亡三部曲》、《大刀进行曲》。演过的话剧有《放下你的鞭子》及一些自编自演的活报剧。其屮有陈文部队在公道桥伏击鬼子大捷，以及到扬州城里斧劈汉奸的故事。这些宣传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以至有些青年当场报名参加陈文部队。1938年5刀，我听说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国共两党合作抗LI,延安人批招收知识青年，我就请假离开陈文部队，准备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秋天，我从家乡搭乘一条小木船，穿过日军占领区，行程近千里，为期半个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上海。我到上海后,暂住亲戚家里，白天到书摊上看书，增加自己对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了解。记得最爱读的报纸是《每日译报》，最喜欢的书是斯诺的《I丿q行漫记》以及他夫人威尔斯写的《西行访问记》；特别爱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读了这些书报，使我对整个抗战形势有了新的认识，对延安更加向往。这一时期，我四处寻找去延安的关系。因我人地生疏，又没有充足的旅费，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眉冃。有一次我找到红十字会，他们正有一部车辆满载医药要去延安，因我无可靠关系和单位介绍，他们不肯带我同去。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考进了康元制罐厂当抄写员。进厂以后，我从过去的档案中，惊奇地发现这个工厂过去参与过共产 党活动，我大喜过望，想在厂里找到共产党的关系，再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求学，学成以后，为民族胜利、社会进步效力。不久，我认识了从香港回来的印刷部工人屠廷干（后名杜夫），我们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业余吋间他和我i起到上海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我们都喜欢话剧，在那里又结交了一些新朋友，其屮有该校所属的中华业余剧社负责人沈刻丁，他帮助我们在厂里组织话剧团，杜夫和我均为演员。我们不顾厂方反对，在沈刻丁的导演下，两次演出过一个有关救亡内容的独幕剧。在第以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习期间，我去听许多名家学者关于“现代知识讲座”的演讲，使我茅塞顿开。同学们还称赞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及“现代知识讲座”，是“上海抗大”。这时杜夫告诉我，地下党有指示，不一定去延安抗大学习，在上海也可以补习和自学。我接受他的建议，利用早晚业余吋间，不怕疲劳，刻苦攻读了十多部政治、经济、哲学等书。其中使我获益匪浅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册，以及《列宁主义基础》、《论政党》等书。我在第四屮华职业补习学校就读半年后才知道，这所学校表面上是由爱国人士姚惠泉先生主办，实际是由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负责人王纪华（他公开身份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在党内是协会党团书记）主持，学校许多活动，都是受他指导的。杜夫和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积极参加厂内外的抗EI救亡活动，如推动成立歌咏队，排练学唱救亡歌曲，组织读书会成员参加《学习》杂志的哲学讨论，并为《职业生活》（上海地下党办的刊物）写文章。 根据当时地下党“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指示，1940年2月，杜夫和我联络了厂内八个志同道合的职员、工人，秘密结拜兄弟。我在金兰谱的扉页上写了约五百字的宣言，表达了我们对抗战前途、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追求和向往。杜夫还从外面拿來一些“秘密文件”，要我抄写。我不怕特务盯梢，在夜里一起进行传单散发。我们还在工人中进行夜课教育，其中有“日做工，夜做工，一年到头四季空”的内容，很容易为工人们接受。在“八个弟兄”中后來有五人成了共产党员。在话剧团、歌咏队、读书会成员中，经杜夫和我介绍，先后有二十多人到苏南、苏北参加新西军。1940年3刀，杜夫家乡宜兴有了共产党、新四军活动的消息，经过我们商量，他以患肺病需要休息为名，回乡进行联络，因我不愿滞留在“孤岛”，要求早H投入党的怀抱，到敌后参加第一线战斗。杜夫回乡后，不断和我通讯。他用暗语告诉我已和“家里人”在一起To1940年秋，他亲口来上海接我，到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开辟的太（湖）滿（湖）地区。到他家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和杜夫抵足而眠，他忽然问我：“你是什么人？”我说：“和你一样都是共产党。”他笑笑说：“我不仅是共产党员，还是一个支部书记，你虽然信仰共产主义，为党做过不少工作，但还没有办过入党手续。”我听到这几句话,心里有些着急和不安，他说：“你的情况，我早就向这里太滿中心县委汇报过了，有人会很快帮你办理入党手续的。”第二天，我们由屮心县委宣传部长许光带领，到了机关驻地，书记陈立平、组织部长孙章录十分热情的接待我，使我感到异常亲切和温暖，他们要我以新四 军战地服务团团员的名义，立即参加筹办《太湖报》的出版工作。1941年1月，发生了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太滿地区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抗日民主政权普遍建立，3月，我被调到锡、宜、武三县行政委员会任助理秘书，掌管机关文书印信。不久由老红军机关支部书记陈成作介绍人，支部大会正式通过我入党。从1938年秋到1940年秋，我花了两年时间，辗转一千多华里，在抗日救国活动中，终于找到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数十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建设新中国和美好的明天，我经历了“战争生死关”、“土地改革关”、“胜利入城关”、“社会主义改造关”，即使处于极端困难甚至非常委屈的情况下，我从未动摇过爱国爱党的坚定信念，做到“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如今，我已年届九旬，亲历、亲见了祖国和家乡六十年來，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大变化，心潮澎湃，由衷高兴。我深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一定能排除万难，迈步前进，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蓝图，使中华大地有一个光明灿烂、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范征夫简历：范征夫,江苏扬州人o1937年参加革命。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华屮野战军第八纵队七十二团宣教股股长，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副总站长、前方供给部供应处副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政协秘书长，上 海市政务志编纂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