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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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回顾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冋顾作者：刘仲藜单位：陈太茂供稿发布时间：2009-06-2910:24阅读次数：230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和多次征求意见，慎重决策，从1994年开始实行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税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來，也是新中国成立以來涉及范围最大、调整力度最强、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财税改革。我当时任财政部部长、党组书记，1994年初又兼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是这场改革的第一责任人，感到其中值得回顾之处很多，现选取相关的几个片段，和人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和体会。机不可失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应地，财政

2、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枳极作用，但由于集权过多，管的过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因而，如何最人限度的增强经济活力必然成为改革开放的主要冃标，当然也就成为财税改革的逻辑起点。事实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來的丿刃次经济体制改革，财税总是首当其冲；不管进行何种改革，都离不开财税的参-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耍，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两个包干体制：一是财政包干制，二是企业承包制。无独有偶，二者最后都落脚到“大包T•”。人包干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所谓企业承包经营

3、实际上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來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快，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金业减免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速发展，而税收上不来。这一财政体制的弊病，从北京和上海可窥见一斑。北京当时内部规定在包干期内，财政收入每年只增长4%,绝不多收，凶为如果多收，超过部分就要与中央分成，分税制之后才发现北京隐瞒了八九十亿元的收入。乂如上海，屮央对具包干体制规定，以1988年核定的作为基数

4、，超过部分屮央与地方打五分成。结果，上海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入是163-165亿元之间，基本没增长。如此，结果自然是财源枯渴，尤其是屮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人们当时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1993年在海南召开的一次廉谈会上，我说，李先念同志兼任财政部长时有上衣和长裤穿，王丙乾同志兼任部长时，还有衬衫，到我这儿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我说，过去III小说里面常常提到国库空虚，当时不理斛，今天当了财政部长，才理解了这四个字，rfoH体会非常深刻。国务院副总理朱鎔基对我说：你

5、这个财政部长真是囊中羞涩呀！为缓解财政困难，也曾想过一些办法：一是打费的主意，以费补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直接以平衡预算为目标。二是中央财政向地方借钱，耍求各省作“贡献”，共借了三次。名为借款，实际上是“刘备借荆洲，冇借无还”。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不愿意慷慨解張，所以闹的很不愉快，真的非常伤感情。这些治标不治本的方法不町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到1993年，中央财政的状况以难以为继，朱鎔基讲，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面对这种局而，从1987年开始，曾多次推动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在少数地区和企业中进行了“税利分流”和分

6、税制改革试点，但局部的试点跟总体的政策发生矛盾，其结果不仅没有推进改革，反而被更不规则的放权让利所取代。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春雷，使得大家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补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财政部门长期以来想干的事情，想搞的改革，终于可以向前推进。1993年4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了我和国家税务局局长金鑫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汇报。常委们不断插话，讨论非常热烈的。我还记得一个很有趣的细节。江泽民总书记说，你们提的方案这么复杂，胆子不小嘛！金鑫很有意思，答了一•句：科学嘛，就是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4月28口，中央政

7、治局讯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木思路，并决定朱鎔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左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耍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中央成立了财税改革领导小组，我任组长，金鑫和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任副组长。9月2日、3H,中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