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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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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税“双重红利”假说述评司言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年第1期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愈演愈烈,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寻找和创新环境管制政策,传统的“命令一控制”式管制手段(commandandcontrolinstrument)正日益暴露其弊端,无法约束日益市场化和分散化的经济个体的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环境税作为一种基于市场的管制工具(market-basedinstrument),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环境税之所以在这些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除了其在环境管制方面的市场化特征外,还要归功于近年来理论界对其能否改善经济效率进而获取多重收益的争论。一、
2、“双重红利”假说的提出环境税自庇古(Pigou)提出后,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环境税能够带来多重收益深信不疑:环境税不仅通过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了“绿色红利”(greendividend),而且还通过收入的返还来削减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税负,减少了税制效率损失,甚至还提高了就业水平,这常被称为“蓝色红利”(bluedividend)。这些观点最初出现在塔洛克(Tullock)、尼斯和鲍尔(KneeseandBower)等人对水资源研究的课题中,当时他们用了“超额
3、收益”(excessbenefit)的称呼,并未使用“双重红利”(doubledividend)这个术语。20世纪80年代中期,尼科尔斯(Nichols)、特拉(Terkla)等人也分别阐述了这一思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特拉第一次在文章中对环境税收替代其他税收的效率改进(efficiencybenefits)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数学计算。尽管这些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阐述,但其影响甚微,在实践中也没有引起相应的重视。随后,环境经济学家对环境税的讨论主要围绕碳税(carbontax)展开,最初的分析没有考虑业已存在的扭曲性税种,大部分文献的研究对环境税收入的处理是采
4、用一次总付制形式返还的(1ump-sumtransfers)。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涌现了大批论述“双重红利”假说的文献。引发这场争论的,与下面几起事件的连锁反应有关。首先,美国在1988年夏天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和酷热的天气。科学家们开始预测由于二氧化碳的累积排放会引发全球变暖,从而使环境问题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由于二氧化碳排放的分散性,从源头上对此进行监控不仅在技术上存在难处,在经济上也成本过大。为了摆脱这种窘境,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对碳的投入品征税,这样或许能够控制分散的污染排放行为,激励不同类型的使用者提高碳的使用效率。然而,要取得科学家们预想
5、的减排量,二氧化碳税率设计和取得的收入需要相当大,这种巨大的财富转移无疑遭到了政治上的极力反对。为了减少政治上的反对,皮尔斯(Pearce)在对碳税的分析中正式提出了“双重红利”概念。皮尔斯指出,用环境税来替换哪些扭曲性税收,不仅约束了对环境损害的经济活动,也使得税制的效率损失进一步降低,因而会间接导致社会福利的增加,这样一种收入中性的改革可能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同时获得第二份红利(即通常所称的收入循环效应),这样,环境税的实施就会产生“双重红利”。“双重红利”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环境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围绕环境税对税收制度的效率影响进而论证“双重红利”假说的存在
6、与否一直争论不休。对“双重红利”假说的关注还反映了政策制定者试图从环境税改革的诸多不确定因素中摆脱出来,第二份红利的提出为改革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它使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税收效率损失大为降低,增强了政策实施的信心和决心。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响应欧盟提出的对碳征收能源税的建议,欧洲各国积极推进环境税改革并进展良好,在欧洲大陆高失业的背景下,第二份红利甚至被许多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可以增加就业量。必须指出的是,上面这些文献的分析仍然是将核心放在第一份红利(即环境质量的改善)上,削减扭曲性税收所带来的效率改进仅仅是第一份红利的副产品,我们不妨将之称为基于环境视角的双重红利
7、研究。这种建立在局部均衡分析基础上的研究无法对环境税改革中产生的“红利”特征作全面分析,也就无法给出相应的精确界定并指导政策实践。在最优环境下(thefirst-bestsettings),环境税的征收要求既能使得外部效应内在化,又能保证政府的公共支出需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政府筹集收入是通过一系列不同用途的税种组合来完成的,不仅有环境税,还包括许多具有扭曲效应的税收,如所得税、流转税等。这样,次优环境中的税收效应就显得尤为复杂,单纯的税收收入转移(即环境税收入来支持削减扭曲性税收的税负)很难保证第二份红利的出现。究其原因,引入环境税可能加大了原有扭曲性税
8、收的扭曲程度,由于这种税收相互作用效应(tax-interac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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