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建立救助刑事被害人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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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建立救助刑事被害人必要性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保护的中心人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故意杀人、伤害、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不仅破坏社会治安秩序，而且直接侵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例如近年来，我国发生的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2004年的马加爵杀人案、2006年邱兴华特大凶杀案和2009年的刘爱兵案。这些案件的刑事被害人因得不到足额的赔偿，本人及其家庭陷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这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立法对维护被害人利益重视不足，导致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

2、害之后难以得到有效救助，给社会带来了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因此，为了切实保障被害人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完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和设立国家补偿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有效的国家救助是世界许多国家普遍的做法。一、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的现状我国尚未确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99条也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

3、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的。司法实践中，一般采取一次性赔偿原则，如果被告人经济上有困难，则予以减免。被害人能否获得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告人的经济能力，因此，被害人往往得不到赔偿或其得到的赔偿十分有限，不足以弥补犯罪行为对其造成的损害。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将被害人获得赔偿的范围局限在“因人身权受到犯罪人侵犯而遭受的物质损失”和“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狭小范围。我国《民法通则》将精神损害赔偿

4、作为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之一，但《刑法》却将精神损害排除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之外，这显现了我国在立法上的逻辑混乱。虽然我国没有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但是，理论界已开始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司法实践中也有一些针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问题摸索。很多地方司法机构已经开始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救助的尝试。比如：2004年2月，山东省淄博市政法委、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建立犯罪被害人经济困难救济制度的实施意见》，这是我国大陆地区最早对刑事被害人实施国家救助的实践探索。2004年11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会同有关单位

5、制定《青岛市刑事案件受害人生活困难救济金管理办法》，建立了刑事被害人救济金制度。2006年8月，浙江省台州市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司法救助工作委员会，由地方政府设立专项救助资金，帮助那些因为案件未破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乏经济赔偿能力而陷入生活严重困难的被害人家庭。2006年10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实施司法救助的若干规定》，遭到犯罪行为侵害但又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赔偿、生活困难的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家属，可以向法院申请经济救济。2007年11月，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特困被害人专项

6、救助金发放管理办法》，规定因他人犯罪行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并且无法及时得到赔偿和其他社会救助，导致生活陷入困境的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在家庭生活困难、不符合其他社会保险救助、无力支付必要的紧急救助费用，可向检察院申请专项救助金。这些做法，对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建立统一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06年7月16日，陕西汉阴县发生震惊全国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邱兴华共杀害11人，于2006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鉴于犯罪人邱兴华家人生活窘迫，孩子入学困难,政府

7、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社会上也有好多好心人捐款给邱兴华的家人。这些捐款不仅使邱兴华妻儿的租房和上学问题得到了缓解，也使这个家庭发生了一些变化，如邱兴华家里人用上了手机，看上了电视等。但该案11个被害人的家庭生活却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在邱兴华杀人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开庭中，被告人邱兴华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这是我国刑事被害人不得不面对的凄凉现实状况。邱兴华无力赔偿是客观事实，也是大家预料中的事，但本案的刑事被害人家属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附带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邱兴华杀人案中

8、，11个被害人家庭拿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判决书成为一纸“法律白条”。有的被害人家属向镇政府、民政部门求助，希望能得到国家的救助，但和众多刑事被害人一样，这种求助基本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我国至今没有把对刑事被害人救助问题上升到法律高度，刑事被害人向政府民政部门的求助，一般不会获得必然的结果，最多也是象征意义的补偿，根本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在邱兴华杀人案中，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