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翻译思想流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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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贺拉斯的翻译模式贺拉斯(公元前65-8)，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使之名垂千古的是他写给皮索父子二人的诗体书信，其中有长达二分之一的内容都与戏剧的创作有关，这就是被百年后的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体良称为的《诗艺》。对翻译的译论散见于这篇名著。贺拉斯主张活译，其观点集中的表现为“忠实的翻译”这一概念上。然而贺氏的“忠实的翻译”，其对象并非文本，而是“顾客”，这些顾客是贺拉斯时代的顾客。“一个忠实的笔译者/口译者”是为人所信任的，他按时完成任务，让双方都能满意要做到这一点，作为口译者的他要在委托人之间，用两种语言来协商;如果是笔译者的话，他要在顾客和两种语言间来协商。协商是关键所在，它反对传统的

2、对等的忠实”，也就是说，要想做成生意的话，笔译者和口译者有时得不太忠实地翻译才能避免谈判失败。贺拉斯提出要灵活地翻译，并着重指出要忠于“顾客”，顾客是翻译的终极指南。贺拉斯翻译模式中的“顾客”其实就是后来所谓的“语境”，“忠实地为顾客翻译”为后人发展成为“根据语境来翻译”的翻译原则。事实证明:协商在“贺拉斯模式”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忠实性”的对等翻译是相悖的。“贺拉斯模式”没有宗教文本，但是它却具有当时占有特权地位的拉丁语言的特征。这便意味着“协商”具有向拉丁语倾斜的倾向，而并非达到绝对的平等。而在今天则是英语“把其它语言，尤其是第三世界语言，翻译成英语时，译者不可避免地会偏

3、向英语，所有的外国的、异域的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被标准化了。也就是说，翻译中特权语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利于先进思想、高级技术、尖端医疗教育手段向次发达地区的传播;但它不利于保护特殊民族文化，特殊的民族语言文化可能被同化，甚至泯灭在拉丁语/英语的标准文化中。贺拉斯的这一观点后来遭到施莱尔马赫的反对。然而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技巧，而且某些文本主要是以传递信息为目的。因此，译者在其翻译作品中通过“协商”建立起来的沟通不仅需要体现在文本翻译中，而且还需要体现直接吸纳其文化。与此同时，译者更需要考虑到其译文的读者，以便尽可能准确地将原文的信息传达给读者或者说让读者容易接受

4、其信息。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被称之为“文本框架”，即:不同的文化可以应用于相同的文本框架。例如，法国文化，德国文化，英国文化都在同一个文本框架中，因为这一框架来源于希腊一罗马的经典文化。再如，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也同属于一个文本框架中，它们具有与其它文化不同的，独特的文本框架。上述这些文本框架都是人为的，历史造就的，视条件而构建的，然而它们决不是永恒或不可改变的。二、哲罗姆翻译模式圣·哲罗姆(公元331-420)被认为是罗马神父中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拉丁文学，精通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受命于罗马教皇达马苏一世对《拉西圣经》以及先前的几种译本进行修改，译作有《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

5、'TranslationoftheBible);其翻译理论散见于《致帕马丘书》(Lettertopammachius)和译文序言中，主要见解有:“引用我自己的文章其目的在于说明自少年起，我就认为所翻译的是意思，不是词语”另外他还指出:“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像穿着外套一样隐藏了原来的意思，正如茂盛的草抑制了作物的生长。措词服从于语法和修辞，翻译的措词得绕弯子才能讲清几个字能说说清的事。我的译文绝非逐字翻译，我已保留了原文的意义其他译者可能注重音节，能用相似的对应词语，而我只考虑内容。”圣·哲罗姆的翻译模式就是西方翻译史上盛行的一套有关《圣经》的翻译标准。这套标准要求用最简单的话来释义，

6、并尽可能忠实地翻译原文文本。杰罗姆模式在西方翻译史上之所以屈指可数，也正是因为它曾经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宗教文本一《圣经》中。《圣经》的翻译必须具有很高的精确性，早期“精确性”的理念是“内在的线性翻译”，也即在翻译中需要词与词的对应。尽管这种“线性翻译”的理因存在着容易被曲解的缺陷而在实践中难以得到长期维持，但是它的翻译理念不仅存在于《圣经》翻译中，而且还延伸到其他文本的翻译中。“杰罗姆模式”为了达到其“忠实性”的主要目的，排斥了许多其他因素。而《圣经》这一具有宗教色彩的文本也总是以其“忠实性”为标准，其忠实性几乎已成为它永恒不变的特征。因此，哲氏翻译模式的特点集中表现在“一部中心的、神圣的文本

7、存在”，即《圣经》。他认为，翻译《圣经》务必绝对忠实，早期忠实的理想就是不同文字隔行对照翻译，字对字，译出的字要写在被译的字下面其结果是，不论语法，还是意义，译文都不通。由于上述特点决定了《圣经》目前在西方已不再拥有往日的巨人影响力。针对文本翻译，人们已开始摒弃那种缺乏思想的“唯忠实性”，开始重新界定相应的翻译模式，即翻译不再是在词典中找到机械的对等词，而是更注重对译者在技巧上的一种选择。在翻译模式上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