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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07-30
《为活着而活着——试论《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文献综述】》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毕业论文文献综述题 目: 为活着而活着——试论《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 专业班级:汉语言文学一、前言部分(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概念,扼要说明有关主题争论焦点)余华,当代作家,浙江海盐人,1960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后来随父母迁居海盐县。中学毕业后,因父母为医生的关系,余华曾当过牙医,五年后弃医从文,进入县文化馆和嘉兴文联,从此与创作结下不解之缘。余华从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是先锋派小说的代表人物,并与叶兆言和苏童等人齐名。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韩文和日文等在国外出版。著有短篇小说集《十八岁出
2、门远行》、《世事如烟》,和长篇小说《活着》、《在细雨中呼喊》及《战栗》等。其中《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同时入选百位批评家和文学编辑评选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响的十部作品”。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写于1995年的《活着》,是余华小说创作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余华创作风格由“先锋”向“写实”的转型。长期以来,余华的作品创作的灵感都是源于与现实的那层紧张关系和以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正因为如此,余华的早期小说主要写血腥、暴力、死亡,写人性恶,他展示的是人和世界的黑暗现象。他小
3、说中的生活是非常态、非理性的,小说里的人物与情节都置于非常态、非理性的现实生活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他的心态也渐渐的变得平和,他发现了一个真正作家所寻求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控诉、揭露,而是向人们展现高尚,是对万物理解后的一种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世界。当时他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世界,没有一句抱怨的话。这首歌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定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活着》。它奠定了
4、余华在当代文坛不可动摇的地位,它是充满温暖的情感之力作,小说以一种淡漠的话语基调,朴实平和地叙述着社会底层人群的生存故事,在悲剧性氛围里发掘种种人性的善良和光辉,凸现人格尊严的力量,寻找内心温暖的亮光,并显示了余华对人生、世界的独特审美观。在《活着》中,主人公福贵与老黑奴有着类似的生存方式——在遭受苦难后仍然乐观、豁达的面对人生。就字面意思来说,生存方式是指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生命生存样式和活动。相对于一般的存在物,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主要体现为人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具有自我意识。因此,人的生存活动也相应不仅仅具有对象性
5、和主体性纬度,更重要的是还具有意向性纬度,即人的生存还具有意义性。这样,相对于一般存在,人是有生命的存在,而相对于有生命的存在,人又是不断追求生活意义的存在,也就是说,生存是否具有意义成为人的生存区别于一般生命生存的根本特征。《活着》中的福贵,竟然在一次次灭顶之灾的打击下,一次次在死亡的边缘止步,于苦难悲伤的极限处善待生命,默默地承受苦难并无怨无悔的活着,而且越活越通达,这就让人不得不就他的生存方式做一番特别的研究了。对此,余华在《活着》的中文版自序中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1]
6、也就是说,余华认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活着本身,而不是其他。此外,“《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2],余华就以福贵为例,讲述中国下层民众的生存方式是怎样的。本文试从《活着》中福贵的生存方式着手,通过对福贵的少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不同的生活状况分析福贵是如何活着的,从而来阐述中国下层民众是如何活着的,从而剖析出余华写福贵的这种生活状况的创作目的是什么,并进一步深入阐述他想告诉人们怎样的追求,以期更加接近作家内心,呈现一个更为透明的余华。二、主题部分(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
7、评述)关于福贵的生存方式,很多评论家都关注到了这一点。他们大多将福贵的生活方式与余华的另一部作品《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的生存方式进行对比着论证,因为《许三观卖血记》是《活着》的延续与升华,并且这两部作品表达着相似的主题,那便是“活着”,两个主角的生存方式很类似,想要弄清“活着”的意义,就得先研究他们这种生存方式。对于这种生存方式,评论界分歧甚大,甚至尖锐对立。一派意见认为,余华“为没有任何外在于生命的名利追求可能的百姓提供生存下去的信念和意义”[3],活着的意义就是为了活着本身,并体现了“深切的意义追问和民间关怀。”[4
8、]姜飞、洪治纲等人都持这种观点。另一派的观点则基于存在主义的“人”的立场,批评余华在鼓吹“苟活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从精神上自行阉割自身对苦难的‘痛感神经’”,展示了“某种以民族精神的集体遗忘为标志的良知的贫困。”[5]夏中义、谢有顺、赵歌东都持这种激烈否定态度。昌切、叶李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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