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注释分析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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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石鼓文考證(首發) 董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提要]本文因讀徐寶貴先生《石鼓文整理與研究》而寫作，第一部分是為此書而寫的一篇書評。在徐寶貴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本文重新討論了十篇石鼓詩，對於某些字、词和诗句提出了補證或新的解釋。例如：《汧殹》的“其類孔庶”、《靈雨》的“流溉滂滂，盈海濟濟”、見於《靈雨》、《鑾車》的地名“”為安定之鹵县、《乍原》的“道就我治”和“爲所遊累”、《鑾車》的“逑次”等等。對於各篇詩意的理解也提出了一些個人的淺見，例如：《吾水》的“駕圥（六）”与《鑾車》“圥（六）馬”都是天子驾六之制，

2、其與《吾水》“四翰”、《田車》“四介”及《鑾車》所見的“四馬”不是一個級別，四馬與六馬代表了田獵競技的兩派，即秦公與周天子。在此基礎上，討論了石鼓的年代，認爲王輝先生所說“周天子來秦游獵”之說是正確的，石鼓詩中的主要人物為秦景公與周太子泄心，游獵事在秦景公四年（公元前573年），因为第二年泄心即周天子位，就是後來的周靈王，因此作詩、刻石以为纪念。[關鍵詞]石鼓文 秦景公 天子駕六  緣起：讀《石鼓文整理研究》 最近拿到徐寶貴先生贈閱《石鼓文整理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1月）一部，非常感動。我自從1991

3、年在吉林大學剛剛跟隨劉釗先生、何琳儀先生學習古文字學，就聽老師們說起吉林梅河口有這麽一位徐先生，甘貧樂道幾十年，對于學術研究矢志不移，孜孜不倦，樂而忘憂。後來老師們便介紹我與徐先生相識。1992夏，我和徐先生一同出差到北京，送《甲骨文字詁林》書稿至中華書局，事後又同去拜訪裘錫圭先生。那些年徐先生和我有過多次懇談，現在回憶起來，許多場景仍歷歷在目。轉眼已十餘年過去，徐先生無論境遇順逆，都十分樂觀，這也深深感染了我，總是激勵我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要向徐先生看齊，不必去計較個人得失，只需能專心從事自己的工作就滿足

4、了。自從認識徐先生，就知道他是石鼓文研究專家，積稿盈篋，著述等身。但早年因生活的顛沛，社會的偏見等種種原因，作品未能及時出版，就正于學術界的機會也不多。後來在學界許多前輩的關心和幫助下，生活和研究條件逐漸改善。現在，徐先生以堅忍不拔的毅力，終于完成了手中部分稿件的整理，由中華書局出版爲煌煌兩巨册，這真是一件有益學術的大好事。我迫不及待地瀏覽了一遍徐先生這部大著。書前有裘錫圭先生賜序，說： 我向讀者鄭重推薦這部專著。我當然不敢保證此書中所有的意見全都正確無誤（恐怕這樣的專著世上未必會有），但我敢說這是迄今爲止

5、關于石鼓文的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研究著作。凡是學習和研究石鼓文的人，都應該閱讀、參考這部著作。 這已是很高的評價。在此，我想再次以我的閱讀體會，向大家介紹這部書。該書分爲上、下兩篇，分別稱“研究篇”、“資料篇”，各爲一册。照我的理解，研究篇可分爲三大部分：第一至四章介紹了石鼓的發現時間地點、遷徙經過、材質與形制、命名、次序。第五、六兩章，分別講石鼓文的版本和字數；第七至十章，討論石鼓文的的年代、內容和價值。概括地說，前四章是關于石鼓“石”的研究，後四章是關于石鼓“詩”的研究。在前四章中，對石鼓的發現地點討論

6、較爲重要。徐先生認爲《元和郡縣圖志》所說的“石鼓文在（唐天興縣）縣南二十裏許”最爲可據。我希望，這一觀點在將來能够得到考古調查和發掘的檢驗和印證。第五、六兩章，就石鼓文的版本、字數兩方面的問題，作了極爲詳盡的考察，所占篇幅爲上册的一多半，是研究篇的重頭戲。徐寶貴先生在這方面下足了笨功夫，其細緻程度，恐怕在將來較長一段時間之內，很難有人能出其右。這種研究在某些人看來，似瑣碎而無謂，我認爲其實不然。版本作爲基礎研究，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是資料的問題，許多問題的解决需要依靠版本之校勘。另一方面，版本研究是學

7、術史的研究。歷代學者個人所見的版本總是比較少的，對各種見解追根溯源，皆由版本不同而起。例如，明楊慎《石鼓文音釋》假造唐本，影響極大，至今不衰，造成過許多混亂。看了徐寶貴先生的條分縷析的清理，我才徹底明白這混亂的來龍去脉。所以，這兩章是用版本學的方法，來實現“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目的。徐先生以最誠懇、平實的態度，提出許多真知灼見，爲今後的研究廓清了障礙和迷霧，以後的研究者都將從中受益匪淺。第七、八、九章不但綜述了石鼓文的年代、次序、內容、價值等諸方面研究，也包含了許多徐先生自己的見地。例如，徐先生論定“石鼓詩

8、是《詩經》時代的作品”，對于《詩經》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進展。又例如關于石鼓文的製作年代，目前大家多傾向于在春秋戰國之閑（或表述爲春秋晚期，或具體說爲秦景公之時）的看法，這固然因爲有馬幾道、陳昭容、王輝等先生討論在先，但最終能論定，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徐先生制做了詳細的石鼓文字形與秦系文字的對照表。尤其要向讀者推薦第十章“石鼓文字考釋”。該章從前人浩繁的研究中，綜括其正確的、有道理的說法，又常常出以新意，其所談諸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