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田园诗的创作背景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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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东坡田园诗的创作背景与特征　　田园诗始于晋代诗人陶渊明。在其之后，出现了诸位诸如谢灵运，谢朓等山水诗派的代表人物，并且最终在唐朝将山水和田园合并为山水田园诗派。自南齐萧统在《昭明文选》中第一个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价值以后，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大夫精神成了后世文人的楷模，后世许多文人在仕途上不如意，或者对于官场生涯的起伏感到疲倦之后都以陶渊明作为自己的精神归宿，苏东坡就是这一类文人中最具有典型性的一位。　　苏东坡一生的命运可以说跌宕起伏，既有做过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这样的大官，也有被一路从黄州、英州、惠州最后贬到儋州这样的坎坷经历。应该说苏东坡对于人生百态看的是非常透彻的，这在他许多诸如《太行

2、卜局》、《请广陵》等作品中都可有所反应。　　而苏东坡的田园诗尤在其后半生的作品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既与其政治上的遭遇有关，又与其在被贬谪期间的生活状态脱不开关系，并且还受其骨子中天生的豁达精神影响。这几方面因素相结合，造就了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的田园诗。　　一、东坡田园诗的创作背景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田园诗“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1]63，苏东坡现存的诗歌大约有2700多首，其大部分田园诗均与“拟陶”“和陶”诗有密切的联系，苏东坡的“拟陶”“和陶”诗约有120多首，而其中田园诗约占“拟陶”“和陶”诗的15%。　　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所有的田园诗都为

3、其被贬谪时期的产物，不仅创作时间趋于集中，而且创作环境也十分相似，因此不得不承认，是贬谪生涯造就了东坡的田园诗。　　探究东坡的田园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其由于牵连“乌台诗案”而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北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一日（1083年），苏东坡初到黄州时期还能住在定惠院中，后来连定惠院都不能住了。由于团练副使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散官，俸禄极少。于是，苏东坡的生活陷入了非常窘困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做活计，子厚所知之。俸禄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

4、以此畏其道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2]1412.于是，“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3]1079，才有了今天世人皆知的“东坡”。因此，苏东坡早期的田园诗就可以《东坡八首（并序）》与《东坡》等作为代表。　　北宋哲宗绍圣元年，高太后去世，新党势力再次权倾朝野，大批官吏被贬，苏东坡作为旧党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自然逃不掉新党的打压。但是，这次新党对于苏东坡的打击要比“乌台诗案”贬谪黄州来得更加猛烈，苏东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且不得签书公事。　　苏东坡是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惠州，直到第二年“三月四日，游白水山佛迹岩，沐浴于

5、汤泉，曦发于悬瀑之下，浩歌而归。……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居》　　诗六首，乃悉次其韵。始余在广陵和渊明《饮酒二十首》，今复为此，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3]2103，从这里可以看到苏东坡初写这首“和陶”田园诗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完成的。当然，在这之前苏东坡就已经流露出非常的向往田园生活的倾向了，其在元佑七年（1092年）的笔记《买田求归》中就已经明确提出了“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4]67，之后，苏东坡田园诗的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绍圣四年四月，苏东坡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安置，“琼州别驾”这个头衔是一虚职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不仅如此，当时的苏东坡政敌还给他下了三道禁

6、令：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舍，不得签公事。因此，在“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2]1628的艰难困苦之中，所有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儋州期间，东坡的田园诗是最丰富的，这不仅是生活所迫，也有受到其自身心里向往的因素影响，产生了诸如《新居》、《和陶西田获早稻（并引）》、《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并引）》等一系列田园诗作品。　　因此，苏东坡田园诗的创作背景主要在于受生活所迫，是一种被动地接受。不过，苏东坡并没有一味地被动接受，他不仅仅吸取了陶渊明平淡自然，甘之如饴般的精神，还充分利用自己对世界的好奇以及敏感的心灵去感受田园乐趣，“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

7、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5]467，在田园之中收获了一般人难以收获到的愉悦。　　二、东坡田园诗的特征　　（一）田园诗中表现对黎民百姓的关怀　　宋代的士大夫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不仅仅是朝廷官员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由于借鉴了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武将权力过大这样的历史教训，宋初的统治者普遍采取“右文”政策，这使得文人士大夫对于政治参与的热情被极大的调动起来。以宋代宰相来说，大多都是寒门科举出生。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