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金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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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锁记》中曹七巧悲剧形象分析摘要：说到张爱玲的小说就让人想到那悲剧式的苍凉。张爱玲总喜欢把爱写得“千疮百孔”，充满着缺憾与苍凉的味道。《金锁记》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风靡一时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的代表作。尤其是小说中曹七巧这一人物的成功塑造，打破了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审美度，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一个身心健康的女性如何一步步酿成无可挽回的性格悲剧。曹七巧性格悲剧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曹七巧性格悲剧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的，本文就曹七巧形成悲剧形象的成因以及表现进行分析和讨论。关键词：张爱玲；金锁记；曹七巧；悲剧形象11 引言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女作家，在她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有着种种人生悲剧命运的女性文学形象，反映着封建残余思想泛滥的年代中人们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在她的众多女性女性文学作品中，《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最能反映女性悲剧命运的典型的。夏志清称赞它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顺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隧道回望，曹七巧的悲剧形象依然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具有怪而不诞的生命力。张爱玲以其特有的苍凉笔法，及一种近乎冰冷的语调，展现了曹七巧如何从一个单纯要强的年轻姑娘演变成带着黄金枷锁舞蹈的女疯子，客观地剖析曹七巧灵魂蜕变的过程，以及黄金枷锁对人类灵魂的腐蚀与束缚。本文将从历史因由、性别悲剧、爱的缺失、性压抑导致的畸变心理、社会因素来深入剖析曹七巧的悲剧形象。同时，还写了曹七巧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在当时是如何表现和演绎的。我们将从《金锁记》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七巧这类女性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剧。一、悲剧形象的体现曹七巧是开麻油店的女儿，嫁到虽然败落但世代书香、出侯入相的姜家，门不当户不对，地位低人一等。虽然做正头奶奶，依旧弥补不了出身的低微。按说，这样知书达理的人家，兄弟姐妹之间不会互相贬损、倾轧，小说中也没有明显暗示。只是，七巧因为自小站柜台，与市井无赖打混惯了，通体不免透得鄙俗气味，时不常在叔伯妯娌姑嫂婆媳乃至下人间说些不中听又不得分寸的村话；因为她多疑善妒的性格；因为她进入大家庭的自卑；还因为丈夫情形（落地即患软骨症），难免受人欺负，“自己也知道这一屋子的人都瞧不起她，”敏感放泼，处处使性争强。终于慢慢滑向悲剧的深渊。让我们悲伤的是，七巧这般做了之后，全以为自己是出于一片好心（她曾劝老11 太太在兵荒马乱年月的，“等打完了仗，指不定要十年八年呢！”赶着为三少爷完婚，“偏赶着革命党造反”，三奶奶“嘴里不言语，心里岂有不气的？”又因为看到小姑云泽瘦了，以为害了相思，劝老太太早些为其完婚，气得云妹妹“捧着脸呜呜哭起来。”“她自己以为她是特别体贴云妹妹呢！”）。就像冥顽不化的野兽，或者落在愚昧中的生灵，没有谁开化点拨，就这样终老一生。我为这样的人痛苦。    类似的情形在其他作品中，比如女主人公虽出身卑劣，但性情娴淑，教子有方；比如叔伯导引，化育子侄；或者遇到良人，和美生活，也未可知。总之，情形稍有变化，不至于此吧！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逐渐走向没落的灰暗压抑，一丝丝亮色被一点点湮灭。    七巧大概晓得依丈夫情景，总不会活的长久。没了丈夫，也就没了自己。留住地位，唯有生育男女。在她们三年里生育一男一女——长白、长安之后，儿女双全，尽管丈夫那个样子，儿女的福总可以享到吧。这是一个满有希望的家庭呢。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扭曲了人性？七巧的出身，和大家庭比起来可能低微，可是开麻油店也是个城市小资产者吧。在改朝换代的民国初年，西学东渐，人心思变，教育日兴，民智方开，七巧不至于太过不堪吧。她人性中隐含的自卑、嫉妒、刻薄以及见识短浅等等恶劣因素，若果经了大家庭的熏陶，怎么不可以转化呢——七巧究竟还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我思来想去，姜家这个正在走向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真的是腐朽到骨头里了。大爷或者有出息，小说没有交代，从七巧一家的无人管顾看，即使七巧再古怪刁钻，作为老大，也该出面帮扶的。爹娘过世，“长兄为父”，是祖上传下来的。他没有担起应负的责任。三叔在分家之前挥霍公账上的钱，分家时不但分不到家产，翻过来“还净欠六万”，分家后先是想骗七巧的钱，后是领着长白逛窑子。这个家庭真的该分崩离析，彻底瓦解了。    让我们来看看七巧和她的一双儿女的命运，是怎样让七巧自己一点点蚕食，一点点毁灭的吧。（一）、曹七巧与长白的恋子情节关系11     儿子“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七巧还没甚话说，后来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七巧方才着了慌，手忙脚乱替他定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小名芝寿。”娶亲当天，七巧就当着众人面说新娘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还没满月，许多羞辱的话都当着新媳妇的面说了起来。为了拢住儿子不和媳妇同房，叫儿子成夜伺候自己吃烟，还引诱儿子把和媳妇的那些事儿说出来。七巧心理阴暗**可见一斑。第二天，七巧请了包括亲家母在内的几个人打牌，当面细细把儿子的话讲来，简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简直是以他人痛苦为快乐的恶魔……媳妇得了肺痨，七巧嫌她“比平常似乎多享了一些福，自己一赌气便也病了。”她这样作践芝寿，长白自然也不待见媳妇，为了牢笼儿子，“七巧把一个丫头娟儿给了他做小……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后来，“娟姑娘生了个小少爷……芝寿挨了半个月光景死了，娟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由此再不敢娶。儿子的生活就这样毁在亲娘的手里。（二）、曹七巧与长安的关系，是葛朗台对欧也妮式的威权压制直至同化    再来看看她的女儿长安。分家后，七巧的侄儿——她哥哥的孩子曹春熹“上城来找事，耽搁在她家里。”“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兄妹三人打算拿柜顶上的瓜子，长安踩了椅子爬上去，“猛可里向后一仰，”春熹吓了一跳，险险扶住，“抱下地来”，“三人笑成一片”。我想起一则轶事：小学校长带领学生们去海滨游玩，老师不准孩子们下水，校长不这样，他带头并鼓舞孩子们下到大海里，感受大海波涛，校长以自己为界，嘱咐孩子们不要逾越。孩子们玩的很开心。但是，从海水里出来要回去的时候，一二年级的女学生纷纷脱11 下泳衣，在海滩上拧水。校长认为这太有伤风化了，转念一想，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他制止了老师就要冲上去的指责。海滩上风平浪静，暖暖的太阳、柔柔的海风、嬉戏的海鸟、延绵的沙滩，一切那么自然，所有学生做着自己的事情，没有谁大惊小怪。女学生们拧干泳衣，换上衣服，列队往回走。校长喟叹，如果当时冲过去吆喝怒骂孩子们赶快穿上，一天的开心，顿时云散，该是多么令人沮丧的结局。七巧不是校长，没有校长的修为、胸襟和识见，她“汹汹奔了过来……向春熹厉声道：‘……你别以为你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给你。’”她不想女儿长大到处跑，竟然在早已废除缠足的时代背景下给十四岁的女儿缠足。她送女儿进洋学堂读书，原是为着处处存心和大房三房的比赛，女儿“失落几件不当紧的枕套手帕，”她“便闹着说要找校长说话。”在女儿“发现有一条褥单是丢了，七巧暴跳如雷，准备明天亲自上学校去大兴问罪之师。”长安颜面扫地，“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自此竟然辍学在家。“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板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慧的名声……一年一年耽搁了下来。”长安“二十四岁那年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延医服药，只劝她抽两筒鸦片。”一晃到了三十岁。终于在堂妹长馨帮助下认识一个游学海外的海归童世舫，两人各个瞩目，长安狠劲把烟都戒了，婚也订下了。七巧忽然“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且说童世舫同着长白吃了两盅酒，谈了一会儿话，七巧“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背着光立着，”告诉童世舫，她的女儿还没有出来的原因：“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了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彻底葬送了女儿的婚姻。多么刻毒的母亲，多么丑陋的嘴脸，多么阴暗的内心。    曹七巧，这个张爱玲笔下或虚构、或有实指，然而在我们头脑里形象鲜亮的人物，霍乱了自己的一生，也摧残了儿女的幸福。二、悲剧形象的原因 我一直在想，造成曹七巧这一悲剧人物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历史因由七巧是因为钱才无奈牺牲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嫁到姜家的，具有极强的金钱情节。她认为，“人都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钱”，为了得到金钱，她不惜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小说题名《金锁记》，这个金锁，就是存在七巧骨髓深处的黄金枷锁，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在不断寻求病态心理与报复的过程中，她变得越来越自私、乖戾、刻毒、残忍。（二）性别悲剧翻开《金锁记》，还未见到小说主人公七巧的出现，便从两个小丫头的深夜私聊中得知了七巧的身世，是麻油店家的女儿，七月里生的所以叫七巧。新嫁过来的三奶奶的陪嫁丫头好奇地问二奶奶的丫头是不是也是陪嫁时一起来的，没料到一句：“她也配？”就把七巧在姜家的身份和地位和盘托出，连身份最低微的小丫头都可以看不起她。接着是借大奶奶和三奶奶背后的闲言冷语，进一步交代了七巧在姜家的低劣地位。11 身为女性，在当时封建势力还犹存的社会背景下，七巧在婚姻的选择上她是被动的，是她的哥曹大年安排了她的婚姻，贪图姜家的彩礼而把自己的妹妹推向了火坑、没有光的所在。门不当户不对的门第观念存在于姜家每一个主人和仆人身上，所以七巧注定在姜家得不到和她正奶奶身份相匹配的尊重，随身的丫头在她大哥来时有意讥讽：“大奶奶不用替他们心疼，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1]遭歧视的不仅仅是她还包括她的家人，由此可以想象，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七巧是何其的屈辱，所以才会令她倍感到要扞卫自己本来就没有得到的自尊，不惜用恶毒的语言中伤身边的人，撒泼开骂，什么都不顾忌，当还没出嫁的云泽因为不搭理她，七巧就在老太太跟前说三道四劝她把云泽嫁出去，令云泽倍感难堪，而她在这折磨人的话语中获得了重拾自尊的快感，却更加剧了她性格悲剧的形成，践踏了他人自尊的同时也是在毁灭着自己在他人眼中的自尊，像一个恶性的循环，但七巧逃不了，一步步地丧失自己性格中温存的一面却不自知。或许，正如她的嫂子所言：“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像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不过要强些，嘴头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去瞧她，虽是比以前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2]其次，在那个还是男性掌握所有权的时代里，身为一个女性是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的，传统的观念里，“她”的使命和角色就是找到一个好丈夫然后生儿育女，自此，她的一生支柱就是这个唯一的男人，她存在的意义就是这个家。但对于七巧，她却什么都没拥有过，连这样的身份都未能得到过。嫁给姜家的二少爷，这个形同活死人的骨痨病患者，按照中国“三从四德”的传统说法，“出嫁从夫”，而七巧连一个真正的依附对象都没有，她从丈夫那里获得的只能是极度的屈辱和嫌恶。就像她一出场时所说的话：“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11 [3]七巧在这个家是孤独无依的，所以她不得不抗争来争取到属于她的那份利益，她斤斤计较，不肯让他人占到一点便宜，面对姜家上上下下对她的轻视，她泼辣、多疑、咄咄逼人，心中的不满和怨恨愈来愈强烈，自然而然地把憎恨与破坏行为作为自身创伤的冲洗剂。其实，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因为她不能够离开这个桎梏她的姜家去寻得依靠，也不能够像个男人一样去有所创造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让姜家上下的人改变对她出生阶级的偏见。她只能以这样一种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的极端方式去求得心理的平衡。由于当时的男权社会，出嫁的决定取决于七巧的哥，出嫁后，又不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去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改变被歧视的地位，身为女性的七巧背负了更大的精神重荷而不得解脱，导致自己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不能够被周围的人所容纳，越孤单越无助越怨恨越变态，一步步走向悲剧的人生。（三）爱的缺失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在七巧尚未出嫁前，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喜欢她的人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裁缝的儿子，如果当初她选择了他们中的一个，日子久了，孩子有了，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但没有，她嫁入了姜家，取得了名分取得了钱财，但却没有取得半点的真心和丁点的爱。姜家耗尽了她一生的青春，埋葬了她关于少女时期仅有的一点美好回忆，自此过后，她的生命中只剩下钱，再没有情感。可以说，爱的缺失是形成七巧性格悲剧的重要因素。家，是一个人获得最初温暖和庇护的场所，但对于七巧来说，她一生中拥有的三个家都未曾给过她温暖和爱。第一个是未出嫁前的曹家，那时的她是“麻油店里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泼辣单纯有着少女原始的萌动和纯洁的幻想，如果没有以后的嫁入姜家，她会是个小小麻油店里的豆腐西施，过着平凡自足的生活。但曹大年似乎早就在妹妹身上下了赌注，把她卖给了姜家，扔崩一走，不顾死活，造成了七巧悲剧一生的开始，因此她也恨死了她哥嫂，但在世上的唯一亲人也只有他俩了！第二个家出嫁后的姜家，在姜家她是用八台大轿迎娶过来名正言顺的姜家二奶奶，但姜家上上下下却没有人真正把她当做二奶奶的身份来敬重过她，在这里，她受尽了屈辱和精神肉体上的折磨却没个人能真正怜悯她。七巧时时处处感到“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而异常敏感甚至神经质，加之丈夫“没有生命的肉体”更使她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压迫而内心的欲望更加疯狂，强烈到绝望。在这样窒息的环境里，她把她的爱寄托在了小叔季泽身上，她要在他身上实现爱和性的满足，即使季泽结了婚，她也丝毫不避讳她对他的渴望。但季泽“11 早报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他可是年纪青青的，凭什么要冒那个险？”[1]七巧的所有希望都落空，像是那“玻璃匣子里的蝴蝶标本，鲜艳而凄怆”，徒有韶华容颜，却只是标本，可看不可玩，而她自己的心也像那失去了生命的蝴蝶，空留着躯壳而失去了余温。然而，世事却是难以预料，真真假假说不清道不明，多年后，季泽却自动找上门来，让她的心死灰中复燃，“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当初她为甚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2]可是这美好的想法也只是一瞬的，一转念，“他难道是哄她吗？他要她的钱——她卖掉他一生换来的几个钱？……好不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3]七巧太过清醒了，她余生的痛苦就是因为还存有幻想，幻想季泽是爱她这个人而不是她的钱，但现实是季泽更希望得到她的钱。她所有的寄托彻底毁灭了，以后她连做梦和回忆的权力都没有了。“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吗？”[4]她不愿这幻想破灭，但事实逼迫她面对，她暴怒了，“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5]她亲手将这伪装撕破，也亲手将自己心中仅剩的不多的温情给扼杀掉。季泽对七巧的心动更大成分上是无爱的，是身体上的诱惑多过出自心底的爱，或许，他也从来没爱过任何一个女性，是七巧悲剧性的把爱寄托在他身上，无望且绝望。他的再次来访加速了七巧性格悲剧的形成，为她以后亲手酿成自己亲身儿女的悲剧埋下了种子。如果说前两个家，七巧是无自主权的，那么最后一个家，搬出姜家和自己儿女在一起住的家，她完全是自主而且是控制了整个家的一切。然而，这个家不但没有温暖和爱，更是笼罩着阴冷和恐怖的气氛。已经成为一个魔鬼的七巧，一步步摧毁着亲身儿女的幸福。长白染上了鸦片，相续娶得妻子先后被折磨至吞食鸦片而死，长安被威胁被妨害拒绝所有的男性，始终未能嫁出去。从此“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6]至此，她性格的悲剧已经定型，悲剧的人生也将完结。爱的缺失是七巧性格悲剧形成中重要的一环，尤其是对季泽爱的寄托的毁灭，是她性格中无爱且残酷、变态毁掉儿女幸福的的主要成因。（四）性压抑的心理畸变11 如果说前两个因素是七巧不得不接受后导致的性格悲剧，是外在客观因素的使然，那七巧自从嫁到姜家后，因为丈夫的病而长期受到的性压抑形成的心理畸变则是主观因素，也是形成她性格悲剧最直接最终极的原因。弗洛伊德说过，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因素的结合，性变态就是这些因素相互分离的结果。性变态的进一步发展会发生主动性的攻击，这种攻击有两种，一种是自虐，自我毁灭；一种是虐人，把攻击的对象转向别人，而这是一种严重的变态。曹七巧的前一种自虐可以说是在拒绝了季泽之后，她把自己所有的梦想给粉碎了。至于第二种，她把攻击的对象转向了她身边的儿女。（五）社会因素七巧生活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最商业化的上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封建文化与西方的拜金主义在这里融合，沉淀。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已主义。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吞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这就是《金锁记》的社会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出七巧这个戴着黄金枷锁的“奴隶”与“怪胎”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样分析，七巧形象就有道理地站在了我们面前，让我们由衷佩服张爱玲深刻洞察时代、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特定历史时段人性的能力。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中这样写张爱玲：“她在情感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因为有了张爱玲，我们才有幸看到曹七巧这一站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伟大人物。结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面对残酷冰冷的现实,七巧并非一味承受忍让，她也选择了“抗争”，但是结果却并非我们所期望那样幸福美满，最终还是酿成了这极端的悲剧。抵抗一个时代的压迫和残害11 ,那个黑暗的社会,彻底毁掉了曹七巧的一生。曹七巧在不满的现实面前，徒劳倔强地反抗。这也是整部作品都有一种悲凉色彩的主要原因。对于曹七巧的悲剧人生,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曹七巧是平凡人物中的异类，她不是彻底的反抗者，也不是完全的屈服者，但她一样被无可奈何的卷入了命运和时代的洪流中，无法左右环境，更无从把握自己只能顺着悲剧式的命运而沉沦，独自走向苍凉的境地。曹七巧身上那层悲凉的冷色调，正是张爱玲自身心灵的一种痛苦体验的过滤，也更是那一整个时代的关于女性悲剧命运的哀歌。余斌先生在《张爱玲传》中曾经说到“每个人都有情欲，悲剧的因素不仅存在于外界的威胁，更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因此悲剧不是人们可能会遇到的偶然，而是人人必将面临的必然。情欲与生命相始终，悲剧因此无休止，不断袭来，一步一步将引入更加悲惨的境地”。曹七巧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嫁到名门望族,被黄金的枷锁磨灭掉了人性,成为封建家族的牺牲品,她那被欲望腐蚀的人性,达到了恐怖的程度。张爱玲认为人性是盲目而罪恶的,生活即是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带着生命无可更改的残缺,带着历史痕迹,性格缺陷,和命运的不公。旧社会女性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在曹七巧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七巧的悲剧不仅是社会环境孕育栽培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她自己堕落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仆。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不得不佩服张爱玲深刻洞察时代、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特定历史时段人性的能力。夏志清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中这样写张爱玲:“她在情感上握住了中国历史上那一个时代,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因为有了张爱玲,我们才有认识到曹七巧这一悲剧形象的魅力所在。最后，要说的是，七巧就是七巧，在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于古代文学女性悲剧人物形象中，她是集大成者。她用她独特的方式有意识或本能地葬送了自己报复了他人。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触目惊心，才会引起人们对关于女性的各类学科：如女性历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社会学，女性道德学等给予更为广泛的关注。11 参考文献[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07.[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3]余斌.张爱玲传[M].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4]傅雷.论张爱玲小说[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6]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M].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