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引发的独立审判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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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县令引发的独立审判权之争1996年的秋天，刚成家的我无处栖身，所供职的单位给了一间平房暂住。那间平房在北京市东城区大兴胡同的一个很大的院落里。坐北朝南的大院，斑驳的木门以及门楼上稀疏的杂草，可看出这个院子的古老和曾经的辉煌。大院分前、中、后与东四个小院，当年的影壁拆除了，盖了房子。我住在东院，大概因为多住的是机关单位的人，私搭乱建还不算离谱。基本格局还在，只是每家在房子前面扩出五、六平米盖厨房，我住的房子也不例外。院里三棵合抱粗的国槐，秋风起，叶落满地。我住进去后，对这条胡同的历史做了一番了解。明、清两代北京城

2、分为两个县，以鼓楼延伸的中轴线为界，东属大兴县（今日大兴区仍在，但已经是五环外的郊区了），西属宛平，所以有“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左脚踩大兴，右脚踏宛平”之说。应当说，明清的行政层级和区划是相当规范的，无论京城、省城还是府城，必定归属于某县，全国除了少数省直隶州和府隶州外，朝廷派命官的最低行政层级就是县。不像现在，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混搭一起，而一市之内还有地级区、县级区以及县级街道办之区别。某县衙门和知府衙门在一个城池内，就叫“附廓县”，即城池和城廓外四郊都是它的地盘。而名都大城往往不止一个附廓县，如杭州府有钱

3、塘县、仁和县，长沙府有长沙县、善化县。明代的大兴、宛平算是北京城的附廓县。4大兴胡同，是明清两代大兴县衙门的所在地。因为是都城的附廓，大兴县令是正六品，比一般的正七品县令品秩高，两县所属的顺天府府尹则是正三品，高于一般知府。明清官场有俗谣：“前生作恶，今生附廓；恶贯满盈，附廓省城。”知县是百里侯，级别不高，却因山高皇帝远，威风凛凛。若让谁当府城附廓县的知县，同一座城有知府衙门，就威风不起来。若当省城的知县，那就更不用说了。正六品的大兴县知县，在皇帝居住的京城里，那算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萝卜头。所以明清两代，大兴、

4、宛平两县令出门，不敢坐轿——尽管他有这个待遇。因为官场规矩，大街上两座轿子碰面，官职低的轿子必须退到路旁停下来，等官职高的轿子走远才敢再上路。如此，知县的轿子在北京城里，基本上走不了两步就得停下来让路，那还不烦死了，不如步行或坐驴车。当年的县衙门，现成了东城公安分局，官署早就拆掉盖了高楼。与分局隔着胡同相对的是一个城隍庙，还是旧物，只是泥胎神像被请出去，住满了凡夫俗子。城隍庙多和官署在一起，城隍有一个职责就是在冥冥中监督官吏奉公守法。大兴胡同里那个城隍庙的有刻在墙上的这样一幅对联：“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

5、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楹联尚在，算是对为官者一种警告。经过城隍庙时，我常想起明朝万历年间在这个衙门中呆过的一位县令，他叫王阶，因为引起了一场文官集团和皇帝之间关于独立审判权的大较量，而有幸在《明史》中留下一个名字。查询了许多史料，我都未查出王县令的籍贯、生平。万历十一年的进士录中有一人名“王阶”，应该就是他。这一届会、殿试取录的人，后来出了许多名臣，如朱国祚、李廷机、叶向高后来都做了内阁大学士，到尚书、侍郎级别的就更多了。王阶是第三甲，乃“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的同进士，很难有机会进翰林院，多半是发配各地当县令。

6、4到了万历十五年（1587），王阶就任大兴县令，应当是从别的县升迁过来的，释褐四年，从正七品做到正六品，仕途还算顺利。也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闯下了一场大祸。《明史》说他“坐挞乐舞生下吏”，也就是说他打了乐舞生的屁股而被抓起来治罪。乐舞生，相当于朝廷歌舞团的演员，归太常寺管辖，太常寺主管朝廷祭祀礼乐，主官太常卿是正三品。乐舞生的作用就是在举行重大政治仪式上伴舞。乐舞生属于优伶一类，士大夫当然看不起，但这些“朝廷歌舞团”的演员往往有通天的本领，指不定得到哪位达官显贵的宠幸。估计是耀武扬威，碰上了一根筋的王县令。鞭

7、子虽打在几个演员的屁股上，却伤到了太常寺老爷们的脸，这还了得？太常寺控告王县令，说他破坏朝廷的祭祀大典——乐舞生受伤了，朝廷大典无人伴舞了。这个帽子很吓人，属于典型的“上纲上线”。倒霉的王县令交由刑部审讯，本来案子不大，可万历帝听说后，派两名锦衣卫校尉去当堂听审，而且要求详细记录。刑部的文官们当然不干，但又不能公开驳皇帝的面子。尚书李世达先推托，说人犯、证人还没到齐，延迟到明天审理。心想这一折腾，皇帝不好意思再派锦衣卫来听审了。可万历帝也很倔，第二天又让两个校尉来了，刑部巡风主事孙承荣说祖制没有锦衣卫校尉听刑部

8、审案的先例，直接拒绝。校尉大怒，回宫向皇帝禀报，皇帝很生气，下旨要将此案移送锦衣卫镇抚司审理。并责问刑部，说你们如果秉公审案，没有私弊为什么怕听记？这当然是万历帝在偷换概念。刑部所争的乃是不受锦衣卫干预的独立审判权，和是否有不便皇帝了解的“私弊”没必然联系。为此，孙承荣被罚俸，尚书李世达上疏谢罪，皇帝也不再坚持。事情本来平息了，可刑部的都给事中认为孙主事被罚不公平，上疏曰锦衣卫校尉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