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杂忆与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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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学杂忆与再思铜陵县一中江孝明按我们家乡的说法，“私塾”分为“蒙学”和“经馆”。“蒙学”是专为“破蒙”而设的，可以说是“私塾”的初级学段。我于1947-1949年上过这样的初级私塾。当过四十几年教师，回忆六十几年前的蒙学生涯，自然比一般人多想几个来回，所以称为“再思”。一、落后的方式，竭诚的服务说真格的，1947年的蒙学已是尾声了。民国末造，经济困乏，一个大乡办一所初等小学已不容易，哪里还有财力让私塾关门？是在这样特殊的条件下，我们黄马河（怀宁与桐城边界上的一个小集镇）的私塾才得以苟延残喘。这所私塾由一个小地主做东

2、并租给“教室”，学生不过十来个顽童，家长都是小集镇上的商人、手工业者和附近乡村的富户与中产农民。前后几位“先生”（私塾里不作兴叫“老师”）都是落魄的知识分子。书是从小书摊上买下的，或是从读过书的人家借来的。这样的蒙学，真是要多寒伧有多寒伧。现在想起来，把它比作濒临倒闭、生产落后、思想保守的小作坊，也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而苦于孩子无处读书又对“洋学堂”信不过的家长们，或是望子成龙心切，或是指望下一代能识上几个字，不当睁眼瞎，所以对先生格外恭敬。我记得每逢初一、十五，祖父都让我给先生带去干子、鸡蛋什么的；逢年过节，还

3、请先生吃饭，说些“麻烦先生多多管教”之类的话。先生一来受了家长的重托，二来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再说又时时捧着饭碗提心吊胆，还能不加紧“管教”吗？我祖父虽识字不多，可对我学习的进度与写字的毛病说得竟同先生一般无二。这事起初令我诧异，后来才知道，都是先生常来告状的“功劳”。今天想来，那时的先生对学生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与家长的联系如此密切，可真称得起“竭诚服务”了！这种态度，这种作风，我们今天还是用得着的。二、陈腐高深的课本，好读好记的文字我们那儿先生的竭诚服务，达到连教材也因人而定的地步。只想初识文字的，教《三字

4、经》、《百家姓》、《千字文》、《杂字》、《增广贤文》等。谁家望子成龙，孩子还得读《幼学琼林》、《龙文鞭影》、《鉴略》、“四书”、《声律启蒙》、《古文观止》、《论说精华》等。这些书，有的不过是识字课本，如《百家姓》、《杂字》之类，分句（停顿）不过为了好读，字与字、句与句之间并无多少内在联系。有的课本，如《声律启蒙》、《古文观止》等书，先生若不讲解，学生便只能囫囵吞枣了，而《三字经》、“四书”之类，里面有些内容过于陈腐，宣扬封建的道德观念，学生们往往不加分辨照单全收，还自以为学得真知，说出让长辈寒心的话来。我刚入学不久

5、，见一个同学写字时不知从哪本书上抄来一首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回家后就对祖父说：“你做面（挂面），是下品，我读书，比你高。”气得祖母说不出话来。但是，这些课本的编写并非毫无可取之处。以《千字文》为例，编出一千字，无一相重，既连缀成句，又押韵顺口，作为识字课本，实在难得。其余课本，也都编得声韵和畅，好读好记。有感于此，我想，我们的小学低年级课本，如能在兼顾内容的前提下，多编一些儿歌和浅易的古诗，一定会受到儿童的欢迎。用这样的课本，我想学生一年内识一两千字也许并非神话。三、轻讲解，专

6、重背诵；讲实效，多作面批至于教法，不可取之处太多，尤以主张死记硬背为最。按常例，三年开讲，前两年只是按日授课，日日背书。此时之所谓“授课”，不过是先生读一句，学生跟着念，如此而已，从不解释一句的。即使是“开讲”了，也讲得极为简单，叫人听不明白。据“大”学生说，先生讲的多是“大字”（正文）后边的“小字”（评注），没什么新玩意。听讲过后，仍是背诵。说真的，这样死板的教法，学生实在不感兴趣，“小和尚念经”而已，哪里还有什么积极思维和创造精神可言？令我至今难忘的是先生对学生作业的布置、辅导与批改的种种做法。背书之事，人人过

7、关，且要高声，不必说了。下边说说写字、对对子和做作文。写字，无论描红、印本、临帖、“脱手”，先生每日一批，个个当面，或把手，或改字，或加圈，或加叉，字字过关。对对子字数由少到多，内容由书（《声律启蒙》）内到书外，也是当面评，当面改，并说出改的理由。作文的眉批、总批、增删、改动，无不当面进行，有时还要求复讲，所以印象特别深刻，甚至几十年后亦难忘却。现在学生数多达当年的十倍，那样处理作业虽有明显实效，但已无法做到了。可我认为，对于重点对象、重点问题，偶一为之，亦未尝不可；若能用于写字或作文评讲课，当众“解剖麻雀”，还能

8、以一当十，大见成效。四、对外从不交流，暗自发奋图强当年的先生并不懂得“为人民服务”的大道理，可为什么那样兢兢业业呢？现在想来，可能是重重高压的环境使然。第一重压力来自其他蒙学。解放前，特别是我们桐（城）怀（宁）一带，读出书来而无事可做的比比皆是，大家都不幸当了“孩子王”。谁个教不出好学生，坏了名声，便无立足之地。第二重压力来自国立小学，蒙学时时有被它们“刷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