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对李白诗接受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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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杜甫对李白乐府诗接受及中晚唐乐府诗嬗变研究唐代乐府发展史上，李白、杜甫是两个重要的转变性人物，李白既承上又启下，杜甫承之，直写时事，使乐府方向变化转型。李白乐府诗正多变少，杜甫乐府诗正变相半，迨元稹、白居易等人，已然大变，李贺、温庭筠等，变态之极也。“青莲集中乐府累累如贯珠”，李白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李白曾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复古道，就是想纠补“大雅久不作”和“王风委蔓草”之弊，以上承风雅为已任，从而达到“文质相炳焕”的至境诗美，这也是李大力写古乐府的原因之一。李白擅写古乐府而知变。其乐府“根植《风》、《骚》

2、，驰驱汉魏”，“多有古辞”，“绝类汉魏”，又“无一语似汉魏者”。李白在乐府中运用讽兴手法的实更多。李白乐府秉承《风》、《骚》旨意，多兴讽当时君臣国事，如《上之回》讽明皇好神仙；《战城南》“刺黩武而戒穷兵者”；《幽州胡马客歌》刺天宝十载安禄山败于契丹等。较前人同题作品，诗歌容量体制扩大。依古题立义且变古词。这不仅体现在内容的变化，而且体现在句法的灵活多变，结构的跌宕起伏，及对古题意的新发明。内容上，李诗能学而不泥，变化前人，胡震亨说：“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李白乐府能突破汉魏六朝乐府的句法形式。李白乐府诗擅长结构变化多姿，文脉跌宕起伏。无论是《行路难》起伏多

3、变的心路历程，抑或《蜀道难》之“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反复歌咏、一唱三叹、逐步深化，还是《鞠歌行》始伤士不遇、中羡昔贤遇合、终叹今不识士交自况，皆为确例。赋法讲究铺排，李白常引之入古乐府。李诗意象较稀疏，上下句或者前几句往往都是叙说一个中心，不像杜甫诗歌中意象密集，头绪纷繁。李诗读起来更有一种悠扬之感，似乎难给人细细品味思考的时间。诗体上，李白有王言长篇，杂言歌行，七绝，五绝，五律等。杜甫新乐府多为歌行。内容上，李、王诗颂美兴讽、边塞战争、闺怨思乡、叹世自放、送友求仙等，杜诗基本皆写战争。尤其李白《塞下曲门首》昂扬健举，透露出盛唐气象，而杜诗多写安史之乱，从正面战

4、事、王孙宠妃、征夫其苦战等方面叙述，更贴近现实，较之李白更进一步变化了乐府。李白上接汉魏，“文质相炳焕”，杜甫继承前人，又学习李白乐府的新变，自创乐府新题，洞开中晚唐新乐府之门。李白集大成而知变，杜甫更变李白为新。杜甫乐府诗在体裁、题材、形式、技法、神理、叙事、议论、兴讽等方面，多学习嬗变李白乐府诗，可以说杜甫是李白古乐府对中晚唐乐府新调转换的津梁。总揽李白乐府，众体兼备，尤擅歌行，题材多从军边塞，杜甫亦然。至于李《蜀道难》、杜《兵车行》之创体，如出一辙；李杜皆学古不泥并知变，李白乐府法汉魏万墨，“所拟篇幅之短长，音节之高下，无一与古人合者，然自是乐府神理”。杜甫无

5、论教子要熟读《文选》理，还是自己创作乐府诗，皆重取其神。究其然，李杜乐府渊源归一也。李白乐府多兴讽，喜借古题写时事，李、杜皆擅兴讽，前无古人。李白乐府诗多刺时事，且符合温柔敦厚之旨，如《丁督护歌》“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正同于杜诗儒家思想外化而呈现的特点，实启白居易新乐府讽时先鞭；李、杜乐府皆擅写组诗，文脉贯通一气，跌宕起伏多变；李白乐府好发议论，形式灵活，多置句尾，杜诗议论渐多，新乐府“卒章显其志”，更为程式；李诗如《野田黄雀行》第三、四句分别绍述第一、二句的诗歌错置手法，也是杜甫善用的；李乐府诗借用汉大赋主客问答之法，这对杜甫、白居易等新乐府的问

6、答法，赋法有影响；李杜皆擅虚字入诗，擅措谚语、成语、歌谣手法入诗；李白古乐府诗常借古喻今，以秦皇汉武喻唐，杜甫亦然，如《兵车行》等；李白乐府诗中常有第一人称出现，而杜乐府诗中也有不少，如《逼仄行》等。当然李、杜乐府还有很多不同，“李、杜乐府皆有所托意而发，……但子美直赋时事，太白则缘古以讽今”，“直赋时事”即指杜甫的新乐府而言，虽李白也有“开元、天宝本纪在内”的诗歌，但相比之下，杜诗史性更明显；李白乐府诗飘逸奔放，行云流水，一唱三叹，无法度而从容于法度之中。杜诗则“词取锻练”，“悲欢穷泰，发剑抑扬”，“壮丽结约，如龙骧虎伏，容止有威”。杜甫继承李白诗歌，杜甫赞李白诗

7、歌因为常创新，故卓然不群，技压群雄。《雨村诗话》云：“不似称白诗，亦直公写照也。”道出李杜诗歌相似处。结句杜甫渴望能再次与李相遇，把酒细细品论诗文。《少年行》是李杜题目字样完全相同的唯一乐府诗，《杜诗镜铨》称杜该诗“略似太白”，同样看出了杜甫对李白乐府诗的学习借鉴。因安史之乱，杜甫上取风雅汉魏，并直接继承李白乐府，而写出了具有杜甫特点的写实叙事乐府；李白乐府主于意，是白居易新乐府“系于意不系于文”理论的开启者。李白、杜甫等以乐府诗歌的实际创作，而显示出乐府发展演变方向，但并无理论总结。元稹、白居易继之，提出新乐府理论并进行创作。盛唐李白为古乐府集大成者，是“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