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佛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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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摘要：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关键词：梁启超；佛学思想；应用佛学近世佛学观念

2、的调适，表现为“世间转向”的特点，即佛法与世间法的合二为一的取向。其中知识分子的佛学实践，造成一股居士佛学的风气。无疑又是近世佛学的一大特征。“应用佛学”的概念，是梁启超在概括谭嗣同的佛学思想时提出的[1]，本文借用此概念对梁启超本人的佛学思想作一研究。一、梁启超佛学思想的分期在目前所见到的有关著作中，涉及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其研究方法往往是“打成一片”式的。至于粱启超的佛学思想，在他影响学界的三十年中，是否发生了变化?其原因又何在?则未能区别[2]。因此，有必要对梁启超的佛学思想做一个时间上的划分。第一个阶段——初受

3、启蒙。梁启超接受佛学的影响，是师从康有为之后的事。梁启超回忆在万木草堂学习时说：“(康有为)乃尽出所学，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西本来，佛学活动是自觉性的过程，从内心世界开始，进而走向外部世界。比如像谭嗣同那样，遭受人生问题的困扰而力求解脱，求解脱然后与佛学结缘。梁启超对于佛学的认识，并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康有为以佛学来印证自己的大同思想，佛学是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对于梁启超而言，佛学和大同思想的启蒙是同时的。由于康有为代替他走了一段通向佛学的

4、路程，再加上他当时还年青，“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讲学广东省城长兴里之万木草堂……先生又常为语佛学之精奥博大，余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3]在他年青的心中将公羊学的经世济民和佛教普渡思想结合起来外，对佛学的了解当还有限”[4]。相对于章句和经史之学，佛学作为一个新的思想领域无疑对梁启超有非常大的引力。第二阶段——佛理与经世之冲突。梁启超协助康兄随南海先生立强学会于京师，朝廷忌之，旋即封闭。此次旅京，日相过从者有麦孺博、江孝通、曾刚甫、夏穗卿、曾重伯诸人，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谭佛学。识谭复生。”[5]梁启超之所以热情

5、地加入学佛的行列，因为万木蓖堂时蕴育的经世理想(与佛理相混合在一起)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了共鸣。同时，以学佛收摄身心，磨练品格，在当时的师友中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也不能不受影响。而且，学佛的师友大多在年龄上超过梁启超，人生和社会的阅历也较梁启超为丰富，他们对梁启超思想的催化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上，梁启超对佛学的认识与其师友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他在1897年给夏穗卿的信中抱怨说：“启超的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椤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6]这种差距主要是根源于对学佛价值

6、意义的不同认识，即不能在经世和佛理之间作一调整。而这又是因为他的学佛过程与别人不一样的缘故。他因为对吴雁舟的“心法”表现过不以为然的态度，受到了谭嗣同的批评：“昔雁舟先生说心法于上海，公惟恐蹈空，警惧不敢受……”[7]他甚至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也陷入了困境。此点在谭嗣同给他的信中也有涉及。在南学会讲学期间，梁启超仍然在是否成佛、救众生与救自己等问题上，难以与谭嗣同相契合。但并没有事实证明。梁启超对于佛学的兴趣因此淡化。说他在佛理上没有精进，却是有道理的。第三阶段——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流亡海外，意味着梁启超离开了政

7、治实践的具体空间。对于佛学而言，虽然离开了一群师友，但他很快就从日本佛学界得到了补偿。当时的日本国内，佛教正与西方思想相激荡而造成新的风气，也产生了新的佛教观与方法论。在当时的日本。佛教约略可分为三派：国家佛教派(旧派)、精神佛教派(新派)、南传佛教派(新派)。梁启超不是日本佛教学派的人士，但他通过阅读佛教新派的报纸和杂志，自然深受其影响。其中又以精神佛教对他的影响为最大。从思想背景上看，当时他对佛教的重视，与孑学作为中国国教而受到否定密切相关。从宗教对于建立国家的“精神层面”的价值上说，中国传统中固有的也只能是佛教

8、(他这个时候已分清了“教”与“学”的关系：“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为教也，主于实行，不主于信仰”。因此，梁启超对于佛教的关注，主要是为建立可以作为国教而做的考虑。据有的研究者称：梁启超在1902年以来的文章中称颂佛教为智主义和科学主义，都是日本佛教界新派杂志《新佛学》、《精神界》所宣扬的学说。“梁启超在文中以基督教的灵魂不灭、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