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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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衰落原因雅典典民主政治被誉为人类早期历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1]其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初,至公元前461年的埃菲阿尔斯特改革是它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此后到公元前411年的寡头政变前,步入繁荣时期,其中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发展到颠峰;公元前5世纪末起,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转折,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为马其顿征服,完成了民主政治的解体过程。古雅典民主政治问题长期以来备受史学界关注,关于民主政治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成果令人瞩目,然而有关民主政治衰落的研究尚有待深入。本文试对民主政治衰落原因作一些探讨。一、经济低谷俳徊———民主政治物质基础遭破坏如果说希波战争给雅典经济带来空前繁

2、盛,毫无疑问,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虽使个别城邦,如斯巴达的物质财富有所增加,但就雅典而言,其经济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战争完全耗空了它积累多年的财富,农牧业生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斯巴达的军队多次入侵阿提卡地区,橄榄树被砍伐,葡萄园被夷为平地,牲畜几乎死绝,阿提卡地区几乎完全破产。手工业几乎完全停顿,战后居民贫困化和购买力下降以及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其他希腊城邦手工业生产等因素对雅典手工业产品需求大为减少。商业也衰落了,战争期间商业停顿,战后“就连雅典的地中海市场,都为未曾卷入战争的其余各国商人泰半夺占了。”[2]雅典经济的巨大损失还可以从公元前4世纪的税收变化说明。雅典政府在公

3、元前428/427年首次向公民征收战争税的所得税额为200塔兰特,从当时规定的税率为财产价值的1%推算,应纳税公民的财产不下2万塔兰特。[3]但到公元前378/377年,雅典应纳税公民的财产总值仅约6000塔兰特,不足50年前的1/3。[4]在公元前377—357年间的征税总额仅300塔兰特[5]。雅典经济尽管在公元前4世纪有过波浪式增长趋势,但物质财富是衡量经济盛衰重要杠杆之一,这组数字充分显示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经济,如果说它处于经济危机或衰落还有失公允的话,那么它至少是处于一种低谷的徘徊状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经济与古典时代极盛时期相比所出现的巨大变化,对雅典奴隶主

4、民主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一切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6]同样地,古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末以来呈现的危机,是与同时期经济的低谷徘徊状态有密切联系,即经济是根源。经济的低谷徘徊首先恶化了中下层群众的经济状态,减弱了他们的政治力量,民主政治的基本细胞是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又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这种公民必须以经济上具有自由独立人格而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为前提,他们总体实力的增强,具体表现为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政治力量的壮大,这是民主政治得以发展繁荣的必备条件之一,然而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描述的

5、:“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多的城市被攻陷,被破坏;……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以来没有过这么多生命的丧失。”[7]随着公民人数的减少以及战后因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土地转让、买卖、出租、抵押等情况的日渐增多,第三,第四等级的公民经济地位日益恶化,他们有的终日为工作、糊口而奔波忙碌,无暇参加正常的政治生活,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因为闲暇“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的人生幸福界”,[8]更因为它是公民参加政治活动必不可少的条件[9]。公民没有闲暇,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句空话;而有的则变成穷光蛋到处寻事生乱,他们的出路或起义,或去充当雇佣兵,或成为企图推翻合法政府实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家的工具

6、。政治素质下降,日益成为威胁城邦存在的力量。对此,亚里斯多德就非常直观地说:“在中产阶级人数多的地方,公民间的派别分裂就极少可能发生,”“当穷人占多数而没有中产阶级时,内乱就常常来临,邦国也很快归于毁灭”[10]这里的中产阶级所指的实际上是公民小土地所有者集团。其次,社会财富的匮乏使民主政体失去了坚强的物质保证。民主政治的巩固和发展必须有赖于国家财力的增长,如果没有充裕的资财,统治阶级就没有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调和整个社会的冲突与矛盾来达到加强政权的统治基础,不可能维系中小工商奴隶主和小农及社会下层群众的联盟,同样不可能进行诸如发放公职津贴,举办社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等一系列有利

7、于发展民主政治的改革。以公元前4世纪前期为例,这时期雅典金钱的岁入仅130塔兰特,相当于公元前427-426年的十五分之一,较之伯里克利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物质财富的大大减少,国家不能再利用国库收入为贫民提供各种谋生手段,民众法庭有时也因财政困难被迫关闭,“人人都会有饭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当守卫军,有的人从事公社事情,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领导地位”的理想社会也随着国库的空虚而难以实现[11]。一切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因素都随之受到限制,民主派的地位受到挑战。总之,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持续低谷徘徊,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