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法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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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思想及其对早期国家自然资源保护策略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是从对生物资源保护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产生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经过1000年的发展，至秦汉之前，已逐步完善起来。从秦汉以后直至泖清时期，这种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一定的运用和发展。当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立法，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十分珍贵的有关保护自然环境的论述和零散的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法律规范。例如,在1975年由中国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中，发现了一批秦代竹简，其中在

2、《秦律十八种》之中，有一种原题为《田律》的秦简。《田律》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农业生产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对生物资源保护的规定。《田律》的上述规定，体现了“以时禁发”的原则。显然，先秦萌芽状态的生态学思想和各种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对这些规定是有着深刻影响的。　　总之，从中国早期的自然资源保护立法看，早期的环境法律规定在目的上是为了保障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这时的自然资源只是作为财产的一种形式予以保护的。在古代自然哲学相对发达的中国，“持续利用”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环境

3、立法的基本理念，这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哲学观对统治者思想的影响有关。　　(二)中华民国时期的环境立法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一直是动荡不安和战争连年。中华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沿海一带现代工业也有所发展。由于当时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战乱频起，政局不稳，执政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重视环境保护。当时，在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环境污染，自然资源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然而当时环境立法残缺不全，几乎没有什么专门防治污染的法律法规，仅仅颁布了几部自然保护的立法，主要有《渔业法》（1

4、929年）、《森林法》（1932年）、《狩猎法》（1932年）、《土地法》、（1930年）和《水利法》（1942年）等，这些颁布的法律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另外，在共产党占领的革命根据地，也制定并实施了一些保护自然的法规，其中如《闽西苏区山法令》（1930年）、《晋察冀边区禁山办法》（1939年）、《晋察冀边区垦荒单行条例》（1938年）、《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1941年）、《晋察冀兴修农田水利条例》（1943年）、《东北解放区森林保护暂行条例》（1949年）等。上述自然资源立法的意图主要是发展经济，

5、保障资源的持续利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环境立法　　1.环境法的产生时期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3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的召开以前，可以称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兴起和环境法的孕育产生时期。关于环境立法，在这一时期较为重视的是对作为农业命脉的自然环境要素的保护，并且以公有制为基础确立了自然资源的全民所有制形式。当时施行的国家《宪法》（1954年）规定，“矿藏、水流，由法律规定为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在自然资源管理立法方面，国家较为重视对水土保持、森林保护、矿产资源

6、保护等方面的行政管理，并制定了若干纲要和条例。例如，1950年颁布了第一部矿产资源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业暂行条例》，1953年颁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1956年颁布了《矿产资源保护试行条例》、195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在防治环境污染立法方面，卫生部和国家建设委员会在1956年联合颁发了《工业企业设计暂行卫生标准》，它可以说是预防环境污染的一种非强制性技术规范。除此之外，国务院各行政主管部门还针对某一时期环境污染问题的特点，制定和颁布了一大批“红头文件”，例如1956年制定

7、的《工厂安全卫生规程》，就是中国第一部针对工业污染做出规定的法规；1959年还颁布了《生活饮用水卫生规程》和《放射性工作卫生防护暂行规定》。但是从60年代中叶开始，“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一场全局性和影响长期的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许多过去依靠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也受到批评而被否定。理所当然，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　　从上述立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制定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管理的法规和标准已经涉及到环境保护的主要方面，最多的是关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其次是防

8、止环境破坏，也注意到了环境污染，但它还归属于经济行政和卫生行政。因而，从总体上看，当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概念，环境立法也非常零散。　　2．环境法的初步发展时期　　自1973年8月中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起，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止，是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和环境法初步而又艰难的发展时期。1973年，中国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提到了国家管理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