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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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曾出任过克林顿政府(1993~1997年)时期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1997~2002年)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当这位知名经济学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华尔街利益服务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时,整个世界都应站起来倾听。不久前,《新国际主义者》杂志编辑在英国伦敦采访了斯蒂格里茨。该刊第365期以《让你病情加重的医院》为题,刊登了此次采访主要内容。   问:你曾说过,你是被迫得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西方资本利益效力这一结论;对于一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寻常的观点。   答:对于国际

2、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对于它在东亚、拉美、非洲国家和转轨国家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一直在仔细观察。这类错误实在太频繁了,它们显然不单单是意外事件。   对此,有些明显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他们是一群无能、愚蠢的人。但这种论点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开出了最高的薪水,他们得到了出众的职员。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模式。但是,那里有着不同经济模式,他们却选择使用了那些导致错误的预测、错误的政策以及消极后果的经济模式。   问:那么,他们为何选择这些模式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譬如,他们在进入一国时所设定的目标并非是尽可能保

3、持高就业,或将贫困减少至最小程度。   答:当然,在那时,开始时一切都有道理,你问:“是谁作出了决定?他们又是代表谁作出了这些决定?请你看看决策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美国是惟—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其他国家则由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作为代表。这些代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意识形态看待当今世界。他们的利益就是确保债权人获得回报,这点凌驾于将会对该国有好处的其他事情之上。   有时,我差不多是让他们明确说出这点。例如,老年人将会说:“我们不能出现破产或停滞,这将会取消债务合同的圣洁性。”而我则会这样说:“咳,社会合同如何呢?”他

4、们也许会提及另一种情况:“要是我们让汇率下跌,这也许会使外国债权人很难获得偿还款。”而我则会说:“要是为了设法阻止汇率下跌,你们提高利率的话,这将会对内债带来大量问题。”显然,他们所关注的是外国债权人,这导致他们事实上去推行那些在很多情况下不会给外国债权人带来好处的政策。有些人会说:“噢,他们不救这些外国债权人”。此话未说到点子上,他们的模式极为糟糕,只会设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国债权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能服务于他们想方设法在做的事情。   他们相信,提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该国,这将会支撑汇率,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在他们提高利率并削减支出时,

5、这会导致更严重的不景气——人们离开深陷于不景气的国家,所以,即使对他们正在设法想达到的目标而言,他们那些简单的模式也不起作用。   问:你已到了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地步。   答:对于这些争论中的某些问题,我如此敏感的理由之一是,我以前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一职。在那届政府里,我们一直设法打造我们所称的第三条道路,在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间建立平衡。   在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声称:“我们希望社会安全的私有化。”我们来看看社会安全的数字,发现在一个公共社会安全计划中,交易费用比私有化的社会安全计划

6、要低得多。而私有部门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提供保险,它不保护民众免受股市的跌荡。支持拥有至少一种核心公共社会安全计划,有着许多确凿的依据。我们并不反对一种补充性质的、私有的社会安全计划,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混合体系。   在世界银行工作后,我发现我们的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对各自的社会安全制度实施私有化。从一个公共制度转变成一个私有制度困难重重,存在着大量预算方面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忽视了这些限制,这是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就是我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时所见到的情形,这是一场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时

7、我曾与共和党人作过抗争的同样的战斗。尽管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平衡性,这种观点至少可经得起争论,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被告知:“不要争论,别无他法。”这对于我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这就如同说,我在白宫浪费了4年的光阴,很显然,我发现这非常让人反感。   这是智力方面的不诚实,他们所推动的许多事毫无任何研究基础。例如,资本市场自由化是东亚不稳定的根源。我以前曾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过:“难道你们有证据显示这会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吗?这只对华尔街会有好处,但是,你们获得的授权并非是为华尔街谋求利益,它应是增加全球的稳定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证据在哪里?

8、根本就没有。   问:在听到来自世界银行这些观点时,难道他们一点也不感到烦恼吗?他们是如何进行反驳的?   答:他们的反驳基本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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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曾出任过克林顿政府(1993~1997年)时期经济顾问和世界银行(1997~2002年)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当这位知名经济学者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华尔街利益服务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时,整个世界都应站起来倾听。不久前,《新国际主义者》杂志编辑在英国伦敦采访了斯蒂格里茨。该刊第365期以《让你病情加重的医院》为题,刊登了此次采访主要内容。   问:你曾说过,你是被迫得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西方资本利益效力这一结论;对于一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来说,这似乎是极不寻常的观点。   答:对于国际

2、货币基金组织的所作所为,对于它在东亚、拉美、非洲国家和转轨国家所犯的那些错误,我一直在仔细观察。这类错误实在太频繁了,它们显然不单单是意外事件。   对此,有些明显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他们是一群无能、愚蠢的人。但这种论点根本没有什么说服力——他们开出了最高的薪水,他们得到了出众的职员。   你可能会说,这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模式。但是,那里有着不同经济模式,他们却选择使用了那些导致错误的预测、错误的政策以及消极后果的经济模式。   问:那么,他们为何选择这些模式呢?一个可能的答案是,他们有着不同的目标,譬如,他们在进入一国时所设定的目标并非是尽可能保

3、持高就业,或将贫困减少至最小程度。   答:当然,在那时,开始时一切都有道理,你问:“是谁作出了决定?他们又是代表谁作出了这些决定?请你看看决策机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美国是惟—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其他国家则由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们作为代表。这些代表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以独特的角度和独特的意识形态看待当今世界。他们的利益就是确保债权人获得回报,这点凌驾于将会对该国有好处的其他事情之上。   有时,我差不多是让他们明确说出这点。例如,老年人将会说:“我们不能出现破产或停滞,这将会取消债务合同的圣洁性。”而我则会这样说:“咳,社会合同如何呢?”他

4、们也许会提及另一种情况:“要是我们让汇率下跌,这也许会使外国债权人很难获得偿还款。”而我则会说:“要是为了设法阻止汇率下跌,你们提高利率的话,这将会对内债带来大量问题。”显然,他们所关注的是外国债权人,这导致他们事实上去推行那些在很多情况下不会给外国债权人带来好处的政策。有些人会说:“噢,他们不救这些外国债权人”。此话未说到点子上,他们的模式极为糟糕,只会设法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国债权人,以至于他们甚至不能服务于他们想方设法在做的事情。   他们相信,提高利率将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该国,这将会支撑汇率,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在他们提高利率并削减支出时,

5、这会导致更严重的不景气——人们离开深陷于不景气的国家,所以,即使对他们正在设法想达到的目标而言,他们那些简单的模式也不起作用。   问:你已到了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这种地步。   答:对于这些争论中的某些问题,我如此敏感的理由之一是,我以前曾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一职。在那届政府里,我们一直设法打造我们所称的第三条道路,在市场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间建立平衡。   在美国,右翼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声称:“我们希望社会安全的私有化。”我们来看看社会安全的数字,发现在一个公共社会安全计划中,交易费用比私有化的社会安全计划

6、要低得多。而私有部门不会因通货膨胀而提供保险,它不保护民众免受股市的跌荡。支持拥有至少一种核心公共社会安全计划,有着许多确凿的依据。我们并不反对一种补充性质的、私有的社会安全计划,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混合体系。   在世界银行工作后,我发现我们的姐妹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对各自的社会安全制度实施私有化。从一个公共制度转变成一个私有制度困难重重,存在着大量预算方面的限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忽视了这些限制,这是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所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   这就是我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交道时所见到的情形,这是一场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时

7、我曾与共和党人作过抗争的同样的战斗。尽管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平衡性,这种观点至少可经得起争论,但是发展中国家却被告知:“不要争论,别无他法。”这对于我来说,根本无法接受。这就如同说,我在白宫浪费了4年的光阴,很显然,我发现这非常让人反感。   这是智力方面的不诚实,他们所推动的许多事毫无任何研究基础。例如,资本市场自由化是东亚不稳定的根源。我以前曾在香港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过:“难道你们有证据显示这会对经济增长有好处吗?这只对华尔街会有好处,但是,你们获得的授权并非是为华尔街谋求利益,它应是增加全球的稳定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证据在哪里?

8、根本就没有。   问:在听到来自世界银行这些观点时,难道他们一点也不感到烦恼吗?他们是如何进行反驳的?   答:他们的反驳基本上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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