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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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与日本的内发型发展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陈志勤【摘要】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反思西方现代化发展论提出了“内发型发展论”，她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明确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文化自觉思想等理论和方法中透射的重视“地域”、“传统”等的理念，正是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中所强调的重要概念，而且费孝通开创的小城镇研究也是她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践事例。日本学者在解读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或者在运用“内发型发展论”进行实

2、证研究时，费孝通这个名字是经常要被提到的。近年以来，虽然在中国运用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进行研究的论文多了一些，但与日本的状况有所不同，费孝通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不被提及了。而这种现象背后所透射的对两位学者的理论精髓－人的成长和文化的自觉的理解缺失是令人担忧的。所以，考察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被日本社会学家吸收进而高度化、普遍化、本土化的事实，阐明费孝通思想和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多层多面的关联就成为必要。【关键词】费孝通小城镇研究鹤见和子内发型发展论柳田国男一、前言－鹤见和子和“内发型发展论”费孝通的乡村社区研究、差序格局、小城镇理论、区域发展研究、

3、文化自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的思想体系与研究方法，不仅对中国国内的人文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对国外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社会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影响。鹤见和子把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高度化、普遍化，使之在日本发展成为一个运用于多学科研究的“内发型发展论”，其中反馈给我们的是对于费孝通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的思考、对于中国文化的自知性和自主性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本土化理论的建设与应用的启迪。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教授在1976年提出的“内发型发展论”26，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和典型意义。鹤见和子通过对中国、美国、日本的现代化发展的调查和研究，

4、在具体的比较分析过程中构建了她的“内发型发展论”；并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鹤见和子在<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费孝通与柳田国男的比较>(日文原文题目为:内发的发展论の原型－费孝通と柳田国男の比较)的日本原文为宇野重昭、朱通华主编的《农村地域的现代化和内发型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日文原文题目为：农村地域の近代化と内发的发展论―日中「小城镇」共同研究，国际书院．1991)的第二章，其中文全文翻译为朱通华·宇野重

5、昭主编的《农村振兴和小城镇问题－中日学者共同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的第二章。本文引用采用日文原文。一文中指出：“我曾经把柳田国男的研究看成是日本的内发型‘社会变动论’，在此，想把它改称为‘内发型发展论’。与之相关，费孝通的研究就看成是中国的‘内发型发展论’”(鹤见和子，1991b:80)。在日本，自鹤见和子提出“内发型发展论”之后，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被很多学科领域接受和应用，近年以来，作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其的多面性和深刻性也展开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对鹤见和子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背景和过程的理解，以及对“内发型发展论”在

6、一些学科的应用与实践的介绍，考察费孝通的理论和方法被日本社会学家吸收进而高度化、普遍化、本土化的事实，阐明费孝通思想和鹤见和子的“内发型发展论”的多层多面的关联，以思考费孝通思想的时代性和普遍性、认识中国文化的自知性和自主性，并从日本本土化理论的建设与应用中得到一些启示。现代化论是基于西方国家的经验以美国为中心而形成，这种现代化发展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过程中，环境破坏、能源危机、经济危机、贫富差距等等弊端不断出现。一些非西方国家起而反之，重新认识照搬西方现代化的外发型发展方式，思考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发展”方式－适应于自身社会基础的“内发型发展”

7、。内发型发展论就是为了诊治以西欧为模型的现代化发展论所带来的各类弊害、或者是为了预防这些弊害的社会变化的过程(鹤见和子，1989a:43)。26“另一种发展”是瑞典的达格·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在1975年向第7届联合国特别总会提交的报告书中提出的一个发展概念。鹤见和子在一篇题为<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内发型发展论的系谱>(日文原文题为：内发的发展论の系谱)一文为鹤见和子、川田侃编的《内发型的发展论》(日文原文题为：内发的发展论，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的第2章。根据《内发型的发展论》中的第2章以及第5章的中文选译为<“内发型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胡天民译，

8、江苏社联通讯．1989．03)，题目由译者另加并对原文进行了删节。的文章中，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