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国黄金十年的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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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国黄金十年的工薪颜昌海博客抗战前的10年，通常被称为“民国黄金10年”。中共早期革命家张金保与包惠僧的回忆录里，尽管“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但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仍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他们的回忆录，是对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的记述。张金保曾担任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1920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

2、有了点积蓄。”张金保说“14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难以置信！张金保作为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

3、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原文中的“石”为两百斤；1包面粉为44斤），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其他城市，大抵如此。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00、60、70、300元。1933年，汉口最低地价为84元1亩。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一层楼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人，自来水由

4、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

5、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1920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对比当时物价，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

6、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1920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元、最低76元，

7、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安徽大学校史（现安庆师范学院）记载，1949年之前的安徽大学，即使在内战时期，每名大学生可获得教育部助学金20元。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是国家补贴教育。学生每月伙食11元，高于教师标准2元，菜肴也多于教师菜肴。除了吃饭和购买用具外，困难学生还可补贴家用。闻一多当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就居住在此，每月薪资400多银元。据史实，闻一多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时受到地下党领导的左派学生极端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