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一个辉煌的悲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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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乾盛世：一个辉煌的悲剧时代中国人民大学戴逸2002-07-15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集大成之势。然而，正是在盛世的莺歌燕舞中，一场巨大的历史震荡悄然酝酿，许多不为时人注目的细微变化，清晰地预示着未来历史的巨大变迁。盛世的辉煌历史学家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

2、中国历史的奇迹。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国家统一是至高无上的。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在清代以前，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冒顿一统漠北，即在蒙古高原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元朝有过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明朝，又不得不修长城以御蒙古。只是到了清朝，经过康雍乾三代皇帝七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以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统—新疆为标志，终于实现了

3、国家的完全统一，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著名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中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衤是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繁荣景象的生动描述。　　中国的疆域版图，在这个时期基本奠定下来，这对清朝乃至近现代中华民族抵御列强侵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深远意义。随着统一进程的加快，从18世纪初（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起，清廷就对全国进行实地测量，到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用近代方法测量绘制的全国地图，它不但对中原，而且对边疆地区进

4、行了详尽的测绘，乾隆中叶，清朝统—新疆后，又对伊犁和南疆进行测量。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清廷对《皇舆全览图》进行修订增补，将新绘新疆地图增入，称作《乾隆内府舆图》地图，这幅地图可以说是清朝前期国家统一的科学见证。传统社会的奇迹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压力（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的同时，满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财赋需求，并使经济发达地区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康乾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增长，户部存银大幅度增加，像乾隆三十三

5、年（公元1768年）户部存银达7182万两，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的两倍有余。财政收入增加，使清朝得以发动多次战争消灭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并组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文化气象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繁荣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全盛之世特有的恢宏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汉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集大成方向发展。汉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不但表现为它彻底结束了宋明理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比较

6、彻底地摆脱了元明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泛之风，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数千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地考订和整理。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古籍整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由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反映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最

7、高水平。尽管清廷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存在着删改、销毁“违碍”、“悖逆”书籍的一面，但毕竟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和社会思想，故《四库全书》的编纂一直被清代学术界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值得充分重视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动了清朝学术的全面发展，时“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悲剧之源：盛世中的危机尽管康乾盛世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

8、“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