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下的《饥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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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万方数据女性主义叙在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中，“小说是一种死亡，它把生命变成一种命运，把记忆变成一种有用的行为，把延续变成一种有方向、有意义的时间。”的确，小说在叙事过程中记录的不仅仅是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记录一段历史时间。用这句话来观照自传体性质的《饥饿的女JL)更无疑是深刻的。女作家虹影出生于1962年的中国，对于那个时代有着特殊的记忆，在她的笔下，唯一属于自己的只有个性化的语言和叙事。在“饥荒”的语境下，小说看似在表达作者个人的成长记忆，深层次下的则是个人与历史之间的隐秘关系。小说也只能是通过人物和行为去展示那个个体生存于其中的历史。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叫六六的女孩，

2、以回忆十八岁那年为链接，去寻找十八岁之前的身世和十八岁之后的梦想。正如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所说“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由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于是，作为一种客观事实的历史，在虹影的《饥饿的女儿》里变成了她自己独特的生命，而这样的升华则依靠作者独特的叙事语言来完成。一叙事本身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颠覆第一代性学家艾宾有一个关于男女在性方面差异的观点流行了数百年。他认为，在男女两性之间，男性拥有更强的欲望。于是，男性堂而皇之地成为社会的主角，而女性则是给男性带来愉悦的配角。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性欲低下并非由生理决定，而是受

3、社会规范约束的结果。正如波伏瓦所论断的：“女人不是天生就是的，是后天被造成的。”④文学传统上的各种女性形象已经成为纯粹的性别文化建构，由男性视角和男性话语来界定，毫无例外地构成一种二元的划分，即天使与魔鬼。伍尔夫在其论著《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曾形象地描述女性在男性作家笔下的生存状态“小说戏剧里的女性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要颠覆这样一种菲勒斯中心主义，首先得颠覆男性权威话语，通过构建女性自己的话语权去表达女人自己的思想、苦恼和欲望。一髑囊事学解读下的：饥饿的女儿》李培西余振华“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人物符号学或者一种人物‘逻辑学

4、’将人物标准问题归结为一种社会学”。(2)于是，叙事中的人物便具有了一种社会意义。在《饥饿的女JL>中，女性人物形象不再是男人的“尤物”、“观赏物”和“发泄物”。首先是小说中的“我”，也就是主人公六六。“我快到十八岁时，脸一如以往地苍白，瘦削，嘴唇无血色。衣服的布料冼得发白，总梳着两条有些枯黄的细辫子”④，“我轻轻撩开衣服，这呼吸着的身体，已很羞人地长成了一个女人的样子，有的部位不雅观地凸了出来，在黑夜中象石膏那么惨白”④，这些对自己身体的描写没有美感，不再是为了引起男性的兴趣。再看看书中对母亲的描写，“母亲岁数越大，脾气越变越怪，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粗话，

5、下流话，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我从小听惯了。”“擦到正面，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打我有记忆起，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甚至好看过。”(5)除了这些外貌描写之外，还有许多事件也能颠覆传统的母亲形象。母亲年轻时逃婚，嫁给—个袍哥之后，再次逃离，改嫁给一个轮船驾驶员，而后又与一位管账通奸，这一系列对母亲的描述恐怕是对男性话语权威下女性形象最好的颠覆了，不再是温柔、美日日、体贴、纯洁。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亲在家庭中的作用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教育后代。朱丽叶·米切尔指出：“只要

6、生育仍是一种自然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在《饥饿的女儿》中，母亲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一生都在为养育子女而辛勤劳作。然而，这样辛勤的劳作却并不能改变母亲的命运，甚至不能改变母亲被歧视的地位。这一切是因为母亲出于饥饿的一次越轨，和一位年青的管账相爱并生下我。这恐怕是对男权社会最好的控诉了。在男权社会里，为了贬低和压抑女性的性表达、剥夺女性的性权利，女性往往被培养成将爱、忠实、亲密与性划等号的人。女性只能忠实地去实践自己生育的职责，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欲望，否则将会被社会甚至家人所摒弃。而在小说快耍结束的时候，写了万方数据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10．3我一个

7、人去堕胎，在这里，堕胎便是对在男权社会里女性生育职能化的最好的反叛，又如朱丽叶·米切尔所言“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Z)。然而，无论是对女性形象的描写，还是对女性地位的刻画，都无法真正完成女性话语权的重建。因为女性的独立除了经济独立、婚姻独立外，还有身体独立。而身体独立的核心话语就是欲望。由此，可以更好地了解小说主旨“饥饿”的缘由。小说一开始即点明六六出生于一个饥荒的年代，饥饿也始终贯穿着小说始终。可是，小说中多次点明，“饥饿与我隔了母亲的一层肚皮。”⑧‘‘恰恰擦边躲开了饿肚子的三年最困难时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