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农村学生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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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切实采取有力措施  提高农村学生比例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3日第16版，题目为《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希望》。            今年5月15日，李克强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农村学生比例。这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教育公平，推动社会阶层实现正向流动，“让勤奋好学的农村孩子看到更多希望”的重要举措，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必将产生深远影响。高校特别是高水平重点大学对此责无旁贷，应该采取切实措施，起到带头作用。       这项政策的实质，是通过政府强制力，在维持高考统一录取框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定点定向突破，逐步扭转农村学生的

2、不利地位，实现对农村学生的“教育补贴”。高考是选拔性考试，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根据人人平等的高考分数选拔优秀人才，效率与公平都是其追求的目标。然而，效率与公平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实际上，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制造着新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了更大的差异。追求差异是教育的内生驱动力。任何教育机构孜孜以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毕业生在社会中取得比其他机构的毕业生更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教育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在不断消灭着旧的不平等——原来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人力资本，从而进入更高的社会阶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在实现

3、代际转换、社会阶层流动、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往往可以容忍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不公平，但就是不能容忍教育不公平。因为一旦教育不公平超出了人们的容忍限度，就断绝了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呼声和期望更为强烈和迫切。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代际转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像蒲松龄、曹雪芹这样的大文豪一次又一次无法通过科举的筛选，也曾出现过“范进中举”的悲剧，但总体而言，科举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据北大哲学系何怀宏教授的研究，自

4、宋代以降至清末科举制废除，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中举者三代以前没有出现做官者。也就是说，大部分白丁阶层通过科举制改变了自身和家族的命运。在漫长的封建官僚社会中，如果没有科举制，如果仍然沿袭了世袭制，很难想象中国社会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生态和结构。       然而，即使在科举制中，也仍然存在着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之间差异巨大。由于各地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完全按照一个标准录取，即使实现了表面上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难免使教育不发达地区的考生处于不利地位。明初著名的“南北榜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

5、三月，南京会试发榜，由于中举的51名贡士皆为清一色的南方士子，大批北方士子聚集在礼部门前鸣冤闹事，认为考试不公，“科场舞弊”。为了平息事态，经过认真调查，皇帝朱元璋要求主考官刘三吾修改录取结果。但硕儒刘三吾坚持认为，阅卷公平公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中举者皆凭真实才学录取，拒不执行皇帝命令。朱元璋因此大发雷霆，将刘三吾发配西北，有些官员甚至被凌迟处死。三个月后，朱元璋亲自复核试卷，令人瞠目结舌地更改了录取结果，最终录取的全部是北方士子，而无一南方士子。自此之后，明代科举按照南方60％，北方40％的标准取士，遂成定例，并一直延续至清代。       “南北榜案”揭示了一个

6、深刻的问题：在基础教育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不仅是形式公平，而且是实质公平——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延续性与传承性。古人说“诗书传家”，前代的教育资源会通过财产、书籍、基因和氛围等途径传递到下一代，并且形成累积性效应。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特别是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南移，教育上的南北差异就此形成。19世纪中期之后，城市不断上升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城乡差距日趋扩大，特别在教育领域，农村学生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得到相当大程度的缓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反右”、“文革”等

7、一系列运动中，大批知识分子或自愿或被迫从城市进入农村，许多人成为当地基础教育的骨干力量，极大地提升了农村教育质量。然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知识分子落实政策大批回城以及城市再度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农村基础教育状况再度趋于恶化。特别是，在统一高考录取制度下高校完全按照分数进行录取，从表面上看似乎实现了“完全平等”，但实际上却可能恰恰强化甚至固化了城乡之间的不公平效应——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超级中学”和家庭可以用高额薪酬雇佣更优秀的教师对城市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而且往往效果显著；它会激励更有经验的教师从农村中学流向城市的“超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