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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摘要:相较于社会保障兜底、异地搬迁、转移就业,产业扶贫受到地方政府的追捧。但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始终处于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的巨大张力之中。在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过程中,市场风险始终是难以化解的不确定因素。面对市场风险的约束,地方政府基于产业扶贫资金安全与管理的考虑,倾向于把产业扶贫资金交由龙头企业来经营,从而实现扶贫资金的资本化运作。这种产业扶贫的资本化运作模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贫困户按期脱贫,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产业扶贫中,必须正确认识贫困现象,把握产业扶贫的方向和发力点;创新产业扶贫方式,
2、通过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方式,有效地引入市场力量参与产业扶贫服务,并致力于构建市场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发挥基层组织在农村治理和产业扶贫中的基础性作用。一、引言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摘要:相较于社会保障兜底、异地搬迁、转移就业,产业扶贫受到地方政府的追捧。但是,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始终处于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的巨大张力之中。在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过程中,市场风险始终是难以化解的不确定因素。面对市场风险的约束,地方政府基于产业扶贫资金安全与管理的考虑,倾向于把产业扶贫资金交由龙头企业来经营,从而实现扶贫资金的资本化运作。这种产业
3、扶贫的资本化运作模式在短期内可以实现贫困户按期脱贫,但从长远来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产业扶贫中,必须正确认识贫困现象,把握产业扶贫的方向和发力点;创新产业扶贫方式,通过政府购买扶贫服务的方式,有效地引入市场力量参与产业扶贫服务,并致力于构建市场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利益连接机制;发挥基层组织在农村治理和产业扶贫中的基础性作用。一、引言在当下,精准扶贫成为中国政府反贫困战略的重大举措。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贫困户致贫原因不同,因而要求不同的帮扶措施。产业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社会保障兜底被视为针对不同致贫因素的三种精准帮扶措施。相较于异地搬迁扶贫和
4、社会保障兜底,产业扶贫备受地方政府推崇。所谓产业扶贫是依托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要素禀赋以及经济水平等现实条件,政府通过注入扶贫资金帮助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产业,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在产业扶贫中,通过发挥产业支撑的保障作用,形成产业发展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不断地壮大地域内部的主导产业,使其能够有效地解决因贫困所带来的生存和发展等问题,帮扶广大贫困群体努力发展生产,增强自我造血的功能,进而早日实现广大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目标。[1]产业扶贫的对象是那些具有一定劳动能力,但因资金匮乏或找不到合适的家庭产业而导致贫困的农户。
5、通过政府扶贫资金的注入,扶持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展特色产业,可以提升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脱贫致富,关键靠产业带动”似乎已成为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实践的普遍共识。与产业扶贫在实务上的迅速推进相比,有关产业扶贫的学术研究相对滞后,相关研究成果尚多不见。一些学者肯定产业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认为产业扶贫具备的“开放式+造血式”的帮扶模式对于改进欠发达区域的“久扶不脱贫”困境有着非常显著的效果。[2]张伟宾、汪三贵通过政府对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扶贫政策研究,发现农民在获取经济增长机会、能力和收入等方面得到提高。
6、[3]产业扶贫成效显著但问题也不少。首先,产业扶贫仍然具有运动式扶贫的特征。在这种运动式扶贫中,存在着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及精英捕获等问题。如李小云等认为,扶贫资源瞄准偏离的困境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扶贫资源瞄准与传递背后的治理与管理机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使用与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相脱离。[4]左停等揭示了在扶贫实践中的精英捕获问题,即本应该惠及大众的资源被少数群体(常常是政治或经济上有权力的集团)占有,从而导致在政治和经济上权力较弱的集团的利益受到损害。精英捕获在村庄层面表现为扶贫资源向经济基础好、容易出政绩的村倾斜,以及在村庄内部表现为“扶富不扶
7、贫”。[5]其次,在产业扶贫过程中,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即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和贫困户存在不同的行为逻辑。李博等以Y村大棚蔬菜产业扶贫为例,探讨在精准扶贫视角下农村产业化扶贫政策的执行逻辑,产业扶贫在中央和地方“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双方因利益诉求的差异,出现了打造“戴帽项目”和“亮点工程”进行权力寻租的行为,致使产业扶贫目标靶向出现了偏离。[6]胡振光等指出,在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实践中,包括龙头企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在内的多元主体难以与地方政府进行平等对话和协商,导致产业扶贫中的主体间地位不平等及互动不足。[7]再次
8、,产业扶贫的绩效深受各种因素影响。张磊等探讨了影响产业扶贫绩效的各影响因素,包括政策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社会因素以及自然因素。[8]韩斌通过对云南省产业扶贫模式的研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