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养马业及对马种的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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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代的养马业及对马种的改良安忠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农业考古》2006年4期马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尤其在古代，无论军事、交通、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马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占人说：“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1）我国自古对养马非常重视，马被列为六畜之首，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盛世的汉唐两代，养马的规模更大。后世有“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2）的说法。汉代大力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首先，骑兵的发展成为直接推

2、动力。虽然在楚汉战争骑兵异军突起，屡立战功，由此成为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后来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骑兵却难以与强大的匈奴骑兵抗衡。由于长期战乱，国弱民贫，“人相食，死者过半”马匹更是少得可怜，“自天子不能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3）“平城之围”就使汉朝统治者清楚地意识到汉朝不是匈奴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手段，以换取一时的和平，积蓄力量，将来反击。同时更意识到“车骑者，天下武备也”，因此要巩固汉朝政权，抵御匈奴的侵袭，就必须大力发展养马业，壮大骑兵力量。为此目的，从汉初开始，汉朝就积极筹集资

3、金发展养马业。高帝四年（前203年）八月，开始征收“算赋”，“为治库兵车马之用”。（4）如淳注引《汉仪注》曰：“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武帝时又口加三钱，“以补车骑马”，此所谓马口钱。同时，设置和健全了马政的管理机构，命太仆（武帝时改为仆）专管养马事务，下设太仆承，以及下属马厩的令、巫或长、垂。据《汉旧仪》：太仆所掌的“天子六厩”：未央、承华、、骑马、路和大厩，每厩“马皆力匹”。其它散见于史籍的厩名有翠华、大格、果卫、扼梁、大宛、胡河、金厩、家马等。到汉武帝时，“厩马有四十万匹”（

4、5）景帝时，“始造苑马以广用”，在西、北边郡设“牧苑三十六所，以郎为苑监，分养马三十万匹”（6）。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7）汉印中可见“右苑泉印”、“萃闺苑监’，、“右牧官印”、“北地牧师骑承”等，都可证明设立牧苑的事实。此外，又可见所谓“未央厩丞”、“未央厩监”、“厩印”、“长沙厩印”、“马府”、“中马府”、“外马”等，显然都是当时官府养马机构用印。汉代郡国也养马，在郡县设马丞，在王国设仆及其属吏厩长、厩丞等，负责马政。《汉印文字征》、《十钟山房印举》等书

5、中著录的马官用印有数十个，如“唯陵马丞印”、“上虞马丞印”、“齐中左马”、“齐中右马”、“代马丞印”、“西河马丞”、“淄川厩长”、“鲁厩垂”、“虢县马丞”、“下密马丛印”、“东平陆马丞”等。甚至地处西北边疆的居延地区，也有“昭武厩令史”、“吞远厩”、“口郅连厩”及“马丞”等厩名及官名，可见汉代官府养马的普遍性。在政府养马的同时，汉代政府还积极鼓励百姓养马。文帝时，颁布了“复马令”，“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以免除兵役的办法鼓励私人养马。武帝时继续实行“复马令”，当时“兵戈数动，民多买复”，又不愿为

6、吏，“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8）汉朝政府还禁止偷盗屠宰马牛。居延汉简中有一支云：“府移使者口所诏书，毋得屠杀牛马。”（9）《盐铁论·刑德篇》云：“今盗马者死，盗牛者加”。还禁止优良种马外流，《汉书·昭帝纪》说：“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与现代种马相比，汉时体高五尺九寸的马确属相当优良的种马。严禁优良种马外流，对养马业的繁荣有积极意义。汉武帝时更加重视养马业，“天子为击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10）皇帝甚至以“解乘舆驯”作为鼓励养

7、马的宣传手段。经过政府的大力提倡和鼓励，到汉武帝时仅厩马就达四十万匹，苑马和地方养马尚不算数。民间已是“众庶街巷有马，吁陌之间成群”。（11）《盐铁论·未通》记述：“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大规模的使骑兵数量也大大增加，文帝时已能抽调八、九万骑兵防御匈奴。武帝时反击匈奴，前后动用骑兵一百二十万，每次参战的骑兵多达十多万。从汉武帝时起，汉朝军队已由车骑并用转变为以骑兵为主，步兵仅为运送辎重。如元狩四年（前119年）9北伐匈奴，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私负从马达十四万匹”，而“步兵转者踵军

8、数十万”（12）。汉军充分利用骑兵的快速机动，采用远程奔袭，分进合击的战术，取得辉煌战绩。特别是元狩四年的这次战役，卫青与匈奴大战于漠北，直追匈奴于竞颜山赵信城：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接战，杀七万余人。“封狼居青”。为能快速突进，汉朝骑兵多备副马（居延汉简中多作“萃马”《汉书·赵充国》传作悴马，颜师古注曰：“悴，副也”）。经过这次战役之后，“甸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13）对汉朝的威胁基本解除。从这场战争中，汉朝得到了水草丰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