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是否应存在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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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研究有禁区，没有禁区科学研究就可能失控。科学研究的基本的、最终的价值判断不是取决于“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所谓科学研究的“禁区”，一般可以理解为：科学研究存在不允许涉及的对象和领域，或指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涉、阻止、禁止、反对科学研究。从个人探索的“小科学”向群体协作的“大科学”转变，意味着追究真理，建立知识体系不再是科学的唯一目标，它是一个具有多元价值取向的领域，至少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它追求的目标，这就使得科学研究本身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制约。因此说，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不能单纯地求真。同

2、时，科学知识是负载着“利益”、“文化”、“实践”的社会、历史过程的建构产物，科学家并非中立地“发现”了科学知识，而且在各种复杂的背景中“建构”了科学知识。没有任何社会行为能够超越于伦理法律规范，没有任何一种社会行为能够仅仅把人只当作手段而被认为是正当的。科学有禁区不能被理解成禁止对某些自然奥秘的揭示，以防止这种知识被运用于邪恶目的，而应理解为科学研究行为同样要遵循人类基本的道德法律规范。科技服务于人的途径不是为自己披上价值中立的外衣，而是自觉反省自己的价值导向。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更多地服务于恢复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

3、，并由此创造一个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新世界。因而，对科学研究进行的最终的价值判断不是取决于为“科学而科学”的理想，而是取决于科学是否对人类有益。为科学研究设置禁区是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的，并且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所以科学研究有禁区而且应该有禁区。任何一个过程的走向不但要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要顾及它与其他各过程之间的相互牵制。任何过程都是要受其他过程牵制的，它们只能在接受各种制约的条件下选择自己的前进道路，没有哪个过程可以驰骋发展而无须旁顾。每个社会群体都要接受社会制约，不能因为科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工作高深莫测，就可以不接

4、受社会评判。科学技术是社会的强势领域，如果它宣称自己是不受约束的，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摆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要不要设置禁区的问题，而是应该把什么研究方向设置为禁区，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地设置禁区的问题。设置禁区无疑是对科学发展的一种阻碍，但是是否应该不加分析地鼓励科学发展，这在今天的人类科学水平上本身就是一个疑问，重要的是应该遏制科学的非良性发展，而不影响科学的良性发展。当科学研究在实验对象、材料、方法、过程、规则等方面严重违背不伤害、有利、尊重、公正等科技伦理的基本原则时，就应当被禁止或终止。不明确这一点，而空谈科学研究的自由性和追求真

5、理的至上性，就会埋下把学术价值置于人道价值之上，以发展科学的名义践踏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的隐患。科学研究旨在求真，仅从目的而言也可以说它是有利无害的，但达到目的的手段却是有利有害的。科学禁区正是那些手段的有害性超过了科学认知价值的研究项目。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科学实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留给人类永久的创伤不仅仅是战争的血腥，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那就是有一批德日科学家、医生以从事科学研究的名义，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演义了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它们之所以遭到全球一致的、强烈的谴责，主要不是因为其目的的非正当性，而是因为其手段

6、的非正当性。受试者被当作物一样的实验材料、对象，任凭折磨，直至死亡，这种行为手段与人类的基本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发生了直接的、尖锐的冲突，使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无法容忍。核武器3.2科学没有禁区在“对科学是否应当设置禁区？”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意见分歧过去很难调和，究其根源，分歧因双方在对科学的价值本质认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而生。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者与自然主义（naturalism）者大多将科学认识合理性的客观基础纯化，科技因此被看成是文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新工具”，其本身的价值自然是中立的。将技

7、术定性为一种“新工具”使得技术产生社会负效的原因更加容易的被归咎于使用技术的人而非技术本身。其后，事实——价值两分观被马克斯·韦伯引入了对科学的价值本质认识中，科学价值中立说似乎有了更加有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是一种内涵较模糊的概念，它充满了激情与先见，正是因“价值”的介入才使两种意见针尖对麦芒地相持着难有结果，因此，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拒斥“价值”这类形而上学的概念，用“奥卡姆剃刀”将它们剔除。因此，控制技术的负效关键在对技术的使用者的行为予以约束，而不在于约束科学本身。设置“科学禁区”只会阻碍文明的进步。但“科学

8、价值中立说”对待技术所持的“新工具”观与事实——价值两分观一直为反对者所批判。海德格尔就曾说过：技术并不只是一种工具，它更是一种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作用的“座架”。而库恩所开创的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则令人信服的论证了事实——价值两分法的弊端，费耶阿本德甚至对科学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