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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垃圾分类处理问题解决构想一、问题描述正文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本文将生活垃圾定义为:生活垃圾是指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厨余、可回收物（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玻璃、废织物等）和其他垃圾。生活垃圾不包括建筑垃圾、危险废物、工业垃圾、电子垃圾。近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以及消费水平持续提高,粗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带来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迅速攀升,环境隐患日益突出。一方面,持续增长的清运量带来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社会成本的增加。参照北京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社会成本1530.7元/吨、焚烧社会成本2253元/吨,以及中
2、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结构进行核算,2016年全国城市在生活垃圾安全处置方面至少需要支出3478.8亿元,占当年全国一般公共决算支出的1.9%,接近高等教育支出比重。可见,生活垃圾处置占用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另一方面,随着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增加,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也将大幅度增加,未来垃圾焚烧设施建设仍在上升期,县级填埋场数量还将有所增加,进而不可避免地引发邻避群体性事件,这是一大邻避风险点。2016年,全国共940座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在无害化处理方式中,卫生填埋占60.3%,仍是主要的垃圾处理方式,焚烧占37.5%。1998年—2017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发生121件最具典型意义的邻避
3、事件,从涉及领域来看,最多的是有关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问题,包括垃圾焚烧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垃圾转运站等,共45件,占37.2%。生活垃圾减量化管理势在必行,而分类是生活垃圾减量的必要手段,源头强制分类迫在眉睫。但是,目前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缓慢、推进困难,评估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现状,剖析原因,对于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的推进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对分析,试图梳理垃圾分类回收面临的难题,并对其进行客观而深入的理解和剖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图1垃圾分类列举二、问题分析我国城市垃圾分类从2000年开始试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桂林等8城市被确定为“
4、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之后,政府不断加大对垃圾分类的倡导和投入。“十二五”期间,北京在3700余个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的试点示范,占全市物业管理小区的80%。除了北京,上海的垃圾分类现已覆盖500万户家庭及大部分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另有约180万户居民实现了按户参加日常生活垃圾“干湿”分类的环保档案记载;杭州、昆明、广州、济南、海口及长沙等城市均进行了垃圾分类的探索。但试点城市总体表现为“雷声大、雨点小”,几乎没有减量效果。2016年,8个试点城市的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平均为1.2千克/日。可见,18年过后,中国垃圾分类基本失败，下面是对失败原因的分析。图2垃圾回收考虑因素1.缺少对
5、垃圾合理分类的研究确定的垃圾种类多,将需要更多回收设施和更大城市空间,也将增加居民参与回收的难度和时间,垃圾分类回收面临的阻力也会更大;反之,如果分类过少就失去了分类的意义,并将大幅提高后续利用、处置环节的难度和成本,从根本上降低回收利用效果。由于没有理论支持,实践中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城市的差异都很大。比如,西班牙把垃圾分为5类;加拿大是4类;美国相对简单,为3类;日本则相反,不仅分类复杂,且不同类别投放时间也不同。在国内,《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19095-2008)将垃圾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大件垃圾、可燃垃圾、可堆肥垃圾、其他垃圾等六大类。在首轮试点中,杭州将垃圾
6、分为4类,目前则减为3类;北京前后试点均按3类进行回收;有些城市则直接简化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2类。另外,国内有学者认为把垃圾分为4类较为合理,但未说明具体理由。可见,应该分为几类以及如何分类合理是垃圾分类回收决策的首要问题,需进一步研究。2.缺少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空间属性的研究在城市之外更大范围研究垃圾分类回收行为,虽从比较的角度进行研究方法或其适用性检验有一定意义,但其成果的借鉴价值却十分有限。事实上,国外和国内有关成果已显示出回收行为研究尺度向城市和社区集聚的实践优势。以往过于宽泛的尺度,尤其是回收行为空间属性研究的缺失，既从根本上降低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又严重限制了成果的“落地
7、”应用。3.没有考虑影响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社区因素已有研究通常仅考虑了消费行为、使用行为、过去实际回收行为、非规范反向物流体系的吸引、与有关政府部门及企业之间的博弈、资源环境价值观、资源环境问题感知、回收行为态度、社会舆论、媒体宣传及有关知识的普及、可供选择的规范回收形式、规范回收设施的完善性、参与规范回收的方便性、参与规范回收的经济性、参与规范回收信息的可得性、人口特征等部分非社区因素,对垃圾分类回收行为的影响缺乏完整反映,弱化了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