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培君：中国转型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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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转型逻辑段培君近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新常态”等相关论述表明，当代中国发展已进入新的转型阶段。为此，笔者在《中国结构性大战略》一书中提出转型的大战略框架，包括“双引擎”经济战略、“十字型”政治战略和“双向开放”的社会与文化战略、“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等。这些已程度不同地在近年中国的战略实践中体现出来，其中“双引擎”已成为中国政府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正式表达。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当代中国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简要分析，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动力逻辑、历史逻辑、行动逻辑、协调逻辑和价值逻辑。一、中国转型的动力逻辑：结构性矛盾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2、结构性矛盾，不仅体现在经济结构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结构上，体现为整体性的结构问题。结构性矛盾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中国转型的内在动因。经济结构的矛盾集中体现在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上。在需求结构方面，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出现了结构倾斜：投资率过高且投资偏重于高消耗产业。2014年中国消费率仅为51.2%，比改革开放初期1983年的67.4%低16.2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63.7%低12.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率仍然高达46.1%，比1983年的31.7%高14.4个百分点，比2000年的33.9%高出12.2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

3、矛盾派生了以下矛盾：第一，以产能过剩为标志的供需矛盾。如2014年钢9亿吨产能，过剩2亿吨；水泥、平板玻璃等也都出现产能过剩。第二，以通货膨胀为标志的金融系统与实体经济的矛盾。1949-2011年共贷款55万亿元，而2008-2011年则占了半壁江山（28万亿元）；广义货币M2在2011年85.16万亿，到2014年升至122.84万亿。第三，以成本上升为标志的经济扩张与经济效益下降的矛盾。2011年农民工月工资1991元，2012年上升为2249元。越南工人工资是中国工人的1/2。成本差距带来的企业外迁将导致投资驱动力的下降。第四，以资源瓶颈和污染为标志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

4、的矛盾。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2年开始逐年下降，但到2014年仍有28.4%。据第三次经济普查之后修订的数据，2013年六大高耗能行业的能源消费占规模以上工业能耗的比重达79.8%，规模以上工业能耗占全部工业能耗的比重为94.2%，全部工业能耗占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9.8%。因此，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以上是高耗能行业消费的。在供给结构方面，创新驱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比重低、增长缓慢。高技术产业占我国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但到2014年也只有10.6%。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后续动力不足，而且隐

5、含危机的可能。增加知识和技术要素的供给，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是势在必行。经济结构的倾斜，其深层次的原因与权力结构相关。权力结构倾斜导致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倾斜，使得国家财富中的较大份额不断作为新的资本投入传统行业和金融领域，而不能用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改善、新兴产业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转变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有利于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优化调整，是实现中国转型的关键。与此同时，经济结构、权力结构的倾斜也是5产生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因土地问题引发的群众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是这种结构性倾斜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典型反映。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转

6、型的现实动力。二、中国转型的历史逻辑：全球结构性变迁研究中国转型需要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在这一视野中，一方面是实践的人在活动中改变现实，体现出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这一活动又受制于具体的物质条件，体现为某种客观规律性。马克思的自然史视野对于认识中国的转型有其特殊重要性。波特在论述产业发展时基于这一视野指出了上升阶梯中的三个阶段：第一是资源驱动，第二是投资驱动，第三是创新驱动。这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大体描述了产业发展的某种历史逻辑。研究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当然比产业的发展模式要复杂得多，但我们仍然可以确认一些基本的结构性变迁的趋势。这些趋势笔者在《中国

7、结构性大战略》中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创新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变迁。经济发展的内涵不仅意味着经济规模的增长，更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而创新是结构优化的关键。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创新就是经济发展。创新催生了新的产业结构，改变了全球经济的发展方式和产业布局。“在这一意义上，笔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要求，也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趋势。需要在当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把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经济社会综合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