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看客”形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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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一卷P163）于是，“看客”便成为鲁迅先生笔下经典的群体艺术形象。鲁迅先生以革新、创造的大师风范，既塑造了一系列典型个体人物形象，也创造了“看客”这一典型群体人物形象。鲁迅先生个人的经历、真实的现实生活和民族的历史积习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艺术建构的重要素材来源，看客促使鲁迅先生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早在仙台求学时，课间放影“几片时事的片子……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间谍，被日本人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万岁！’他们都拍掌

2、欢呼起来”。（[1]二卷P306）民族的忧患与个人的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的源头，站在“立人”的启蒙文学立场上，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是鲁迅先生笔伐的对象，凝聚成鲁迅先生巨大的艺术结晶，这一形象是他在不同创作时期不同体裁的作品中一个永恒的话题。鲁迅先生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显出同等地位，把他们都作为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艺术环境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作用，具有巨大的时空延展性和鲜活的力的美。看客这个生活中的丑角经过艺术的典型化创

3、造，变成了艺术美，这与作品中所熔铸的文化积淀、民俗传统和艺术特色是密不可分的。一鲁迅先生善于把社会现实过程艺术化，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种“看客”效应，它表现为一些冷漠的旁观者把理应引起怜悯的伦理情感的反映转化为一种审美的反映，也就是游戏人生，在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幸灾乐祸的价值取向。而这又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民俗传统中，民俗是一个特定的民众群体乃至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世代相习、文化传承的生活方式。鲁迅先生自小就生长在浙东文化浓重的民俗环境中，长妈妈、祖母等人的传授，个人的游历，民间文艺的

4、表演、竞技、搏习等民俗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使他对当地的民俗耳熟能详，为他以后具有民族和地方乡土特色的艺术创作注入了生命力。他曾明确指出：“现在文学艺术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1]十二卷P391）的确，艺术作品只有是地方的，才是民族的，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样才能增强美感，才能蕴涵巨大的审美价值。民俗固然凝聚着一个民族的诸多优点，但同时也凝聚了一个民族在心理、行为、语言上的弱点，启蒙主义立场使鲁迅先生尤其关注民俗中所体现的国民弱点。不分是非，不计好恶，纯粹为了看热

5、闹，正是民族民俗中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看客”把社会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当戏来看待，以至于思维方式都是戏剧化的，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它归根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同等级的阶层之间隔着一堵高墙，就是同等级的阶层也是“各自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隔膜，可以说它是一种民族的病灶。正如《伪自由书•观斗》中提到：“中国人爱看别的东西斗争，也爱自己斗争。最普遍的是斗鸡、斗蟋蟀，南方有斗黄头鸟、斗画眉鸟，北方有斗鹌鹑，一群闲人们呆着看……，自己不与斗，只是看。”（[1]五卷P7）

6、其实，这种习俗自古就有，唐传奇《东城父老传》便描述到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集团对斗鸡搏习的盲目倡导，使之成为风靡全社会的娱乐模式，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使社会风气日下，人民堕落到了一种低级趣味，清朝盛行的“萧寺清钟”、“古池好水”等“十景病”大抵就是这一类。随着历史的变迁，这种民俗事象也随之传承并发生相应的变异，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种看热闹、看戏的民族习俗由古代奢靡、游闲的娱乐特点演变为一种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变态猎奇癖。也难怪鲁迅先生在《社戏》中提到“我”以前的二十年，只看过两回戏，“没有看戏的

7、意思和机会”，在回忆这两次看戏时的情景时，只感觉“戏台下满是许多头”，“背后便已满满的”，“不适于生存了”。（[1]一卷P559、P560、P561）文章虽以“社戏”为题，却很少着墨于社戏，大多写儿时去看戏和看戏归来途中发生的事情，通过这种对比表达了作者心中美好的童年情结。另外，在《铲共大观》中，他感慨到：“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不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好几次

8、了。”（[1]四卷P106）在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社会，鲁迅先生的眼光往往精锐而独到：“暴君的臣民，只愿保证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安慰。”（[1]二卷P366）这种在血腥面前游戏人生、玩笑开心的看客群体可谓在心理上达到了一种另类的狂欢，在人性上上升到了一个病态的极至，把对象的丑之为丑的本质深刻地揭露出来，正是这些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先生沉默则充实，开口则空虚，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种身患猎奇癖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给予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以